与艺术解放的同时，思想也在到处得到解放。异端祖师们在中世纪已经把天主教统治打开了很大的缺口。延至十六世纪，宗教的一统局面打破了。要是在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宗教改革只会是教派分裂，有了印刷术，它就成了一场革命。去掉印刷机的话，异端只是孱弱无力的。命定也罢，无意也罢，反正谷腾堡是马丁·路德的先驱。

与此同时，当中世纪的太阳已经完全沉落，当峨特精英已在艺术地平线上永远殒灭，建筑艺术也逐渐晦暗、失色，日益消隐。印刷的书是啃啮建筑物的蛀虫，吮吸它，将它食尽。建筑艺术蜕皮、坠叶，显然消瘦下去。它琐细贫乏，活力丧尽。它不再表达什么，甚至不表达对以往艺术的回忆。因为人的思想舍弃了它，其他艺术也就舍弃了它，它只余孑然一身，只好求助于工匠，既然没有了艺术家。白玻璃片子代替了彩色镶嵌窗玻璃；雕塑家之后来的竟是石匠。任何活力，任何独创，任何生命，任何聪慧，不复存在。建筑艺术气息奄奄，沦为悲惨的作坊乞丐，乞讨着一个又一个赝品。米凯朗琪罗早在十六世纪即已发现它或许正在衰亡，犹贾其余勇，孤注一掷。这位艺术巨人把万神祠堆砌在巴特侬神庙上，建造了罗马的圣彼得教堂(57)：这一伟大作品，理所当然，今日仍然无可匹敌，成为建筑艺术中最后的独创，是一位艺术巨擘最后签署了行将结束的宏伟石头史书。米凯朗琪罗亡故之后，可怜的建筑艺术既已活过大限，苟延残喘，只是幽灵和影子，那么它怎么办呢?它就照搬圣彼得教堂，全盘抄袭，鹦鹉学舌。这成为一阵疯狂，可怜的疯狂!于是，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圣彼得教堂：在十七世纪是神恩谷教堂，在十八世纪是圣日内维埃芙教堂；每个国家也都有它的圣彼得教堂：伦敦有，彼得堡也有，巴黎甚至有两、三座。这都是一种伟大艺术濒死之际返回幼稚的不知所云的遗嘱、最后的呓语。

(57)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是米凯朗琪罗(1475—1564)在建筑方面的代表作，雨果认为它是以希腊风格(巴特侬神庙)为底子加上罗马风格(万神祠)的上层的一种堆砌。

即使我们不像这样回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只是把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建筑艺术的概貌研究一番，也还是会发现同样倾颓衰微的状况。从弗朗索瓦二世(58)开始，建筑物的艺术形式日益消失，让几何形式占据了突出地位，就像一个瘦削病人的瘦骨嶙峋的骨架。美妙的艺术线条让位于冷漠无情的几何线条。建筑物不再是建筑，只是一个多面体。建筑艺术倒也挣扎着，力图掩饰这贫弱光秃状态。于是，我们看见希腊式山墙镶嵌在罗马式山墙里，或者反之。总是罗马万神祠混合着希腊巴特侬神庙，到处是圣彼得教堂的翻版。又只见亨利四世时代的石砌边角的砖房，还有王宫广场、储君广场。还有路易十三(59)时代的教堂，笨重，矮墩墩，短而肥，缩作一团，扣上个圆屋顶好似驼背。还有马扎兰(60)时代的建筑，四民族大学(61)的意大利式混合。还有路易十四(62)时代的宫殿，长长的朝臣兵营(63)，僵硬死板，令人生厌。最后，还有路易十五(64)时代的那种菊苣和通心粉，疣子和霉菌，病弱不堪、缺牙豁口、故作媚态的衰老建筑艺术，更加面目全非。从弗朗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建筑艺术的病患以几何级数增长，建筑艺术只剩下皮包骨头。它正在悲惨境地中死去。

(58)弗朗索瓦二世，1544至1560年为法国国王。

(59)路易十三，1610至1643年为法国国王。

(60)马扎兰红衣主教(1602—1661)，意大利人，路易十三的首相。

(61)指巴黎大学。

(62)路易十四，见第111页注⑥。

(63)指兵营似的长屋，用作朝房。

(64)路易十五，见第97页注②。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情况怎样呢?生命力离开建筑艺术而去，尽归于印刷术。随着建筑艺术的低落，印刷术发展壮大了。人的思想原来将雄厚力量用于建筑，从此全部用于书籍。因此，早在十六世纪即已壮大、堪与日渐衰弱的建筑艺术较量的印刷术，现在与它角斗，把它扼杀。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已经战胜，进占主宰地位，胜利已经巩固，足以使全世界欢庆伟大学术世纪的到来。在十八世纪，在路易十四宫廷里长久休养生息之后，印刷术重新拿起路德的旧兵刃，武装了伏尔泰，大声喧嚷，冲过去攻击其建筑表现已被扼杀的旧欧洲。在十八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已经摧毁一切。等到十九世纪，它将重新建设。

可是，我们现在要问，三个世纪以来是两种艺术(65)中的哪一种真正代表人的思想?是哪一种表述人的思想?不仅表现人的思想在文学上、学术上种种怪异，而且表现人的思想的广阔、深刻、普遍的运动?是哪一种密切无间地毫无间歇地不断结合于人类——这阔步前进的千足巨人?是建筑艺术，还是印刷术?

(65)即技艺。指印刷术和建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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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刷术。这一点，我们可别搞错了。建筑艺术已经死了，永远死了，被印刷的书扼杀了，扼杀是因为它不那么持久，是因为它昂贵得多。每一座主教堂所费以十亿计。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够重写建筑这类书籍，重新在地面上密布千万座建筑，返回那往昔年代，让无数建筑物矗立，以至于——引述一位目击者的话来说——“仿佛世界抖动着身子，把旧装卸下，换上白色教堂制作的衣裳”(格拉伯·腊杜夫斯)(66)。

(66)原文中，这里有一段拉丁文，即为引句。从略。

书印得又快，花钱又少，还能够广泛流传!整个人类思想都顺着这个斜坡滑下去，又何足为奇?不过，这并不是说，建筑艺术今后就再也不会在这里或那里有一座美丽的丰碑、孤立的杰作。完全有可能，在印刷术统治之下，不时出现一根圆柱(67)——我想，大概是以全军的力量用缴获的大炮熔铸而成的，就像在建筑艺术统治之下，也有过《伊利亚特》和《罗曼司罗》、《摩诃婆罗多》(68)和《尼伯龙根之歌》(69)一样，而这些却是以全民族的力量用行吟诗积累、融合而成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在二十世纪也有可能大显身手，正如但丁在十三世纪。只是，到了那时，建筑艺术将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支配的艺术。伟大的诗篇、伟大的建筑、伟大的人类创作，不再通过建筑，而是通过印刷。

(67)指拿破仑铸造的旺多姆铜柱。

(68)《摩诃婆罗多》(意为：婆罗多的伟大战争)，印度的(也许是全世界的)篇幅最为浩繁的巨著，计19卷，分为12万诗章。大约从吠陀末期至公元6世纪陆续成为今日的形式。其内容无所不包，实际上等于是一部百科全书。

(69)西方民族文学兴起初期以英雄史诗为特征，《尼伯龙根之歌》是三大巨著之一(另两部为英国的《裴欧洛夫》和法国的《罗兰之歌》)。这部日耳曼史诗，计9000余行，大约从8世纪至12世纪陆续成为今日的形式。

今后，建筑艺术即使偶尔复兴，也不会独霸天下了。它将受文艺规律的支配，而这个规律原是文艺从它承受的。这两种艺术的相互地位将颠倒过来。当然，在建筑艺术统治的年代，真正的诗篇固属罕见，却有如历史丰碑一般。印度的毗耶婆(70)，卷帙浩繁，风格奇异，不可参悟，就像浮屠一样。东方埃及的诗，像建筑物一样，线条宏伟而安详；古希腊的诗，美丽、肃穆、宁静；基督教欧洲的诗，表现出天主教的庄严，民众的纯真，一个更新时代的繁荣昌盛。《圣经》好比是金字塔，《伊利亚特》好比是巴特侬神庙，荷马好比是菲迪亚斯。但丁在十三世纪，那是最后一座罗曼教堂；莎士比亚在十六世纪，那是最后一座峨特主教堂。

(70)毗耶婆，印度传说中的圣人、最伟大诗人、仙子。相传是他编成《吠陀》，所以又称为“吠陀广博”。

这样，综上所述(必然说得不完全，而且舛错屡见)，人类有两类书、两种记录、两份遗嘱：营造艺术和印刷术，石圣经和纸圣经。诚然，当我们静观以往世纪广泛摊开的这两部《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免怀念花岗岩文字的明显的壮丽特色，追思表述为柱廊、塔门、方柱的宏伟文字，这一切宛如人造山峰遍布于全世界；缅怀从金字塔到钟楼、从凯奥普斯(71)直至斯特拉斯堡的往昔岁月。应该重温这些书页上记载的以往历史。应该赞叹并不断重新翻阅建筑师书写的书籍，但是，不应该否认印刷术建造的建筑物也是雄伟壮丽的。

(71)凯奥普斯，古埃及第四王朝的国王，是他建造了最大的金字塔。

这一建筑物广袤无比。不知道哪一位统计家曾计算过，自谷腾堡以下，印刷出来的书一本本摞起来，可以从地球通到月球。不过，我们要说的不是这种宏伟。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头脑里想象迄今为止印刷品的全貌，这个总的图景难道不像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建筑，以全世界为基础，人类为之不懈劳动，而它那怪异的脑袋深深探入未来的迷雾而不见踪影?这是智慧堆积的蚁冢。这是蜂窝，一切想象犹如金色的蜜蜂，蜂集于此，采来了花蜜。这种建筑的楼层何止千万!巢内交错着科学的黝黑洞穴，一间间处处通向楼道。表层上到处可见蔓藤花纹、花瓣格子窗、齿叶装饰，令人目不暇接。每一各别作品，看起来虽是随意而为、彼此孤立，却是各得其所，各有其特异之处。整体呈现出和谐。从莎士比亚主教堂到拜伦清真寺，无数塔楼杂乱纷陈，拥塞在这泛世思想的大都会里。在此基础上，重新写下了建筑艺术未能记述的某些人类创作的古老题目。入口的左面镂刻着白色大理石的古老的荷马浅浮雕。右面是各国文字对照的《圣经》昂立着它那七颗脑袋(72)。再过去，是《罗曼司罗》那七头蛇昂首而立，还有某些其他杂交形式：《吠陀》和《尼伯龙根之歌》。况且，这奇妙建筑物始终还在兴建。巨大的机器——印刷机，不断抽汲社会的智慧汁液，不断吐出新材料以供这座建筑工程之需。整个人类都在脚手架上劳作。每一个人都尽其心智充作营造工人。最卑微的人也在为它堵洞或者砌石添瓦。瑞蒂夫·德·拉·勃勒东(73)也推来了他那一车子灰泥。每一天都又有一层砖砌了起来。在每一作家个人的独异贡献之外，还有集体的贡献。十八世纪提供了《百科全书》，大革命提供了《指南报》。当然，这也是一座无止无休地盘旋而上的建筑，它日益壮大，继续增长。这里也有语言的混乱，无尽的活动，不懈的劳动；全人类都在通力合作；这正是保证智慧免受再次大洪水淹没、免遭再次蛮族摧残的屏障。这是人类第二次建造巴别塔。

(72)借用七头巨蟒为喻。

(73)瑞蒂夫·德·拉·勃勒东，即尼古拉·瑞斯蒂夫(1734—1806)，法国的多产作家，国民公会时期和执政时期的政治人物，前于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