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弩小说

第四部 普吕梅街的牧歌和圣德尼街的史诗 第一卷 几页历史 · 一

[法]雨果2019年03月13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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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裁得当

紧接着七月革命的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这两年,在历史上是最特殊和最激动人心的时期。这两年与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年份相比,仿佛两座大山。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可以看到悬崖峭壁。社会主体,文明的基础本身,层层叠叠、彼此依附、利益相关的社会集团,法兰西自古以来形成的古老面貌,每时每刻都通过各种体制、激情和理论的风云变幻,在这两年中出现了又消失。这种出现和消失称之为抗拒和运动。间或可以看到真理的闪现,真理乃是人类心灵之光。

这了不起的时代日子相当有限,开始离我们很远了,从现在起,我们能抓住它的主要脉络。

我们来尝试一下。

复辟时期是其中一个中介阶段,很难加以界定,积聚了疲倦、嘈杂声、喃喃声、睡眠、喧嚣,这只是一个伟大民族发展到一个阶段。这种时代是奇异的,常使那些想加以利用的政治家受骗。开始,民族只需要休息!人们只有一种饥渴,就是要和平;人们只有一种奢望,就是做小人物。这反映了要安定。重大事件、重大机遇、重大风险、伟大人物,感谢上天,这些看得够多了,感到厌烦。人们宁愿以普吕西亚斯〔1〕换掉恺撒,以伊弗托国王〔2〕换掉拿破仑。“这个小国王多好啊!”天一亮就赶路,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第一站跟米拉波,第二站跟罗伯斯比尔,第三站跟波拿巴;累得腰酸背痛。人人都要一张床。

〔1〕 普吕西亚斯(约公元前237—前183),比提尼亚国王,他要把前来避难的汉尼拔献给罗马,结果汉尼拔服毒自尽。

〔2〕 伊弗托国王,法国诗人贝朗瑞以此影射和抨击拿破仑,写过歌谣《伊弗托国王》,流行一时。

献身精神已厌倦,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已满足,发财致富已实现,还寻找、要求、恳求、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他们有了。他们拥有和平、安定、闲暇;他们心满意足了。但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事,要获得承认,来敲他们的门。这些事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它们存在着,生活着,有权安置在社会,而且安置下来了;这些事多半是中士和先行官,只是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

于是,政治哲学家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

在疲乏的人要求休息的同时,完成的事则要求得到担保。给事实担保,与给人休息是同一回事。

鲲。弩。小。说。

这正是英国在护国公〔3〕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室提出的要求。

〔3〕 护国公,即克伦威尔。

这些担保是时代的需要。必须给予。由王公“赐予”,实际上是势所必然给予的。这是深刻的真理,知道这一点是有用的,斯图亚特王朝在一六六〇年并没有想到,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毫无觉察。

拿破仑崩溃的时候,那个注定命运的家族又返回法国;它天真得要命,以为是它给予的,它给予的就能重新拿回来;以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国什么也不拥有;以为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与的政治权利,只是神圣权利的一部分,由波旁王室分割下来,无偿地赐给人民,直至国王乐意重新收回。然而,既然赠与令它不快,波旁王室本该感到,赠与不是来自于它。

它在十九世纪颐指气使。它对民族的每一个进展都呈现出一副难看的面孔。这里用一个粗俗的,也就是通俗而真实的字眼,它拉长了脸。人民看到了。

它以为自身有力量,因为帝国像舞台上的一个布景,从它面前搬走了。它没有发觉,它也曾以同样方式被搬来。它没有看到,它也掌握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只手里。

它以为自身有根基,因为它是往昔。它搞错了;它属于往昔,但全部往昔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决不在波旁王室那里,而在民族那里。这些隐秘的、生机勃勃的根基,决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根基到处存在,惟独不在王座下面。

对法国来说,波旁王室是它的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流血的交汇点,但不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因素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可以不要波旁王室;已经有二十二年不需要它;曾经中断了一个时期;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怎么会意识到呢?他们想的是路易十七在热月九日统治着,路易十八在马伦哥战役那一天统治着。有史以来,还没有国王这样无视事实和事实所包含和颁布的神圣权力的部分。所谓国王权力这种人世的奢望,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力。

致命的错误导致这个家族伸手取回一八一四年“赐予”的担保和它所谓的让步。这是可悲的事!它所谓的让步,是我们赢取的;它所谓我们的侵占,这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觉得时机来临的时候,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国内扎下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强大,自以为深入民心,便突然下定决心,孤注一掷。一天早上,它挺身而出,面对法国,它提高声音,否认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否认人民的至高无上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

这就是七月敕令这臭名远扬的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说,它不是绝对敌视一切进步形式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袖手旁观。

在复辟王朝时期,人民习惯于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国所缺乏的;它也习惯于在和平中获得强盛,这是帝国所缺乏的。自由而强大的法国,对欧洲的其他民族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景象。在罗伯斯比尔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正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期,轮到智慧有发言权。风停了,火炬重新闪烁光芒。人们看到精神的纯洁光芒在宁静的峰顶闪烁。这是壮美、有益和迷人的景象。人们看到这种对思想家来说非常陈旧,而对政治家来说却非常新颖的伟大原则,在十五年的和平环境中,在公共广场上活跃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是文明的工具,在天主的手上碎裂了。

波旁王室的垮台充满了崇高,并非就他们而言,而是就人民而言。他们沉重地离开了王位,已经丧失了威望;他们沉落到黑夜中,不是那种庄严的隐退,给历史留下悲哀;这也不是查理一世幽怨的平静,不是拿破仑的鹰的长鸣。他们走了,如此而已。他们摘下了王冠,保不住光轮。他们是高尚的,但不能令人敬畏。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缺乏遭逢不幸的崇高。查理十世到瑟堡旅行时,叫人将一张圆桌锯成方桌,显得更关心岌岌可危的礼仪,而不是行将崩溃的王朝。这种委顿令自爱的忠臣悲哀,也令尊敬王族的严正的人悲哀。人民是了不起的。它在一天早上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感到固若金汤,并不愤怒。它起来自卫,保持节制,使物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将波旁王室放逐流亡,唉!到此为止。它把老王查理十世从荫庇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提将出来,轻轻放在地上。它悲哀地和小心地接触王室成员。这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的、沉醉于胜利的法兰西,好像记起、并在全世界面前实施纪尧姆·德·维尔在发生巷战〔4〕那一天以后所说的几句庄重的话:“那些习惯于获得大人物的恩宠,像鸟儿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从厄运转到青云直上,但却敢于反对身处逆境的君王的人,那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对我来说,君王的命运,尤其受难君王的命运,总是值得尊敬的。”

〔4〕 1588年5月12日,巴黎人民起义,维尔在事件后发表演说。

波旁王室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上文已经指出过,他们的不幸比他们自身更为壮伟。他们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随即在全世界找到朋友和敌人。有的人热情和快乐地奔向它,还有的人转过身去,因人而异。欧洲的君主起初如同猫头鹰遇到黎明,被刺伤,惊呆了,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来,咄咄逼人。惊惶可以理解,愤怒可以原谅。这场奇特的革命几乎算不上一次冲击,甚至对战败的王权也没有给予把它视为敌人、使之流血的荣幸。各国专制政府总是关心让自由诋毁自身,在它们看来,七月革命不该来势汹汹接着又保持平和。再说,也没有发生企图阴谋反对它的事件。最不满、最愤怒、最惊慌的人都向它致意。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一个在人力之上的人参与合作,使人产生神秘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的胜利。这是光芒四射的事件。

民权击垮法律行为。由此放射出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辉,由此也显示了它的宽容。胜利的民权决不需要激烈。

民权,这是正义和真理。

民权的本质,就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法律行为,即使是表面上最必不可少的,即使最能为当代人所接受,如果它只是作为法律行为而存在,包含的民权太少,或者根本不包含民权,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就必不可免变成畸形、邪恶、甚至极其可怕。要是想一下子看到法律行为会达到多么丑恶,只消隔开几个世纪,看一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决不是一个恶的精灵,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这只不过是法律行为。这不单是意大利的法律行为,也是欧洲的法律行为,十六世纪的法律行为。它看来是丑恶的,面对十九世纪的道德思想,确实如此。

这场民权与法律行为的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使纯粹思想和人类现实相融合,和平地让民权进入法律行为,并让法律行为进入民权,这就是圣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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