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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让·瓦尔让 第五卷 外孙和外祖父 · 二

[法]雨果2019年03月1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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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于斯离开内战,准备家战

马里于斯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状态。他好几星期发高烧,伴随说谵语,脑子异常症状相当严重,主要不是由于头部受伤,而是因为受伤时受震荡。

在发烧说呓语中,他整夜叫着柯赛特的名字,像临终时惨不忍睹的固执。几处伤口很大,异常危险,一旦化脓,会自行吸收,受到某种天气影响,会致人死命;天气一变,一有雷雨,医生便惴惴不安。他一再说:“况且受伤的人决不能激动。”包扎又复杂又困难,当时还没有设想出用胶布固定夹板和绷带的办法。尼科莱特撕了一张床单做绷带,她说:“一张像天花板那样大的床单。”好不容易用氯化洗剂和硝酸银止住了坏疽。危险期间,吉尔诺曼先生也像马里于斯一样,在外孙床头失魂落魄,半死不活。

每天,有时一天两次,有位白发先生,像看门人所通报的那样穿着毕挺,来打听伤者的情况,放下一大包旧布纱团做绷带。

最后,在垂危的人被送到外祖父家那个痛苦的晚上之后整整四个月,九月七日,医生宣布问题不大了。康复开始。但马里于斯由于锁骨断裂,还不得不在一张躺椅上躺了两个多月。往往总有最后一个伤口不肯愈合,包扎没完没了,令病人无比烦恼。

尽管如此,长病加上长康复期,倒使他免遭追捕。在法国,任何愤怒,即使公愤,半年也就平息了。社会处于那种状态,暴动是大家的过错,随后有必要闭目不看。

还要补充一下,吉斯凯那道卑劣的通令,要求医生告发伤员,激怒了舆论,不仅激怒了舆论,还首先激怒了国王,受伤的人就受到这种愤怒的庇护;除了在战斗中当场俘获的以外,军事法庭不敢惊动任何人。因此马里于斯得以安宁。

吉尔诺曼先生最初经历了焦虑不安,继而是欣喜若狂。好不容易才阻止他在受伤者的身边度过第一夜;他叫人把自己的大扶手椅搬到马里于斯的床边;他要他的女儿把家里最漂亮的床单做成纱布和绷带。吉尔诺曼小姐是个理智的人,也上了岁数,找到办法节约漂亮的床单,又让老人相信照他的话去做。吉尔诺曼先生不让人家向他解释,要做纱布,细布不如粗布,新布不如旧布。他参与每次包扎,吉尔诺曼小姐则害羞地避开了。当医生用剪刀剪掉死肉时,他便叫:“哎哟!哎哟!”看到他十分慈爱,但因年老而哆嗦地将一杯汤药递给伤者,没有什么更感人的了。他向医生问个不停。他没有意识到总是提同样的问题。

医生向他宣布马里于斯脱离危险那一天,老人乐不可支。他赏了看门人三路易。晚上,回到房里,他跳起加沃特舞,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打响指,他唱起下面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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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娜生在蕨草里,

牧羊女的安居地;

我多爱她的撩人

短裙。

爱神活在她心中;

因为你将神箭筒

放在她的明眸里,

刺激!

我赞颂雅娜,爱她

超过钟情狄安娜,

爱她坚挺的农妇

双乳。

 

然后他跪在一张椅子上,巴斯克从虚掩的门缝观察他,以为他准是在祈祷。

至今他不大相信天主。

伤势显出越来越好转,每当进入痊愈的新阶段,老人便举止失常。他兴高采烈,做出一系列不由自主的举动,无缘无故上下楼梯。一个女邻居长得标致,一天早上收到一个大包裹,不胜惊讶;这是吉尔诺曼先生送给她的。她的丈夫出于嫉妒,吵了一场。吉尔诺曼先生想把尼科莱特抱在膝头。他称马里于斯为男爵先生。他叫道:“共和国万岁!”

他时刻问医生:“没有危险了,是吗?”他以外祖母的眼光望着马里于斯,目不转睛地看他吃饭。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看重自己,马里于斯是一家之主,他的快乐中有让位的意思,他是外孙的外孙。

他这样喜不自禁,成了最可敬的孩子。他生怕逐渐康复的人疲惫和讨厌,站在外孙背后微笑。他高兴、快乐、欢欣、可爱、年轻。他的白发给他脸上的喜悦光彩增添一种淡淡的庄严。优雅渗透到皱纹中,那就美不胜收。老年人心花怒放,有着难以描绘的曙光。

至于马里于斯,一面让人包扎和照料,一面有一个专注的念头:柯赛特。

自从不再发烧和说胡话以后,他不说这个名字了,别人会以为他不再想它。他保持沉默,正是因为他的心思在那里。

他不知道柯赛特的情形,整个麻厂街事件在他的记忆中犹如一片乌云;他的脑际飘浮着几乎分辨不清的身影,爱波尼娜、加弗罗什、马伯夫、泰纳迪埃一家、他所有悲惨地出没于街垒硝烟的朋友;割风先生古怪地插足这场流血事件,给他的感觉是风暴中的一个谜团;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怎么活下来,也不知道怎样和谁救了他,而且他周围的人也不清楚;能告诉他的是,他是在夜里由出租马车送到髑髅地修女街的;过去、现在、将来,一切在他的脑子里只是迷雾一团,但在迷雾中有一个不动的点,一个清晰、准确的轮廓,像花岗岩一样的某种东西,一个决心,一个意志:重新找到柯赛特。对他来说,想到生命和想到柯赛特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心里已经决定,两者缺一不可,他不可动摇地下定决心,无论谁要逼他活下去,不管外公、命运还是地狱,他先要求恢复他失去的伊甸园。

有障碍,他并不隐瞒。

这里要强调一个细节:外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一点没有赢得他的心,他也很少感动。先是他并不知道这些举动的底细;其次,在他也许还有点发烧的病人的幻想中,他对这种温存保持戒心,看作是古怪的新招,目的是要制服他。他保持冷淡。外公在可怜的老脸上白白地耗费笑容了。马里于斯心想,他,马里于斯不说话,让别人去做,管它呢;但当涉及柯赛特时,他会看到另一副面孔,外公会露出真相。于是麻烦就来了;家庭问题会重新爆发,双方对峙,各种各样的讽刺和反对意见一齐冒出来,割风,切风,财产,贫穷,困苦,脖子上套石头,前途;激烈抵抗,拒绝。马里于斯事先就僵持住。

其次,随着他复原,他以前的怨恨又出现了,记忆中的旧溃疡重又裂口,他回想过去,蓬梅西上校又处在吉尔诺曼先生和他马里于斯中间,他想,对父亲这样不公正,这样心狠,不能期待有真正的好心。随着恢复健康,他又恢复对外公的粗暴。老人温柔地忍受着。

吉尔诺曼先生注意到却没有表现出来,自从马里于斯被送回家,恢复知觉,没叫过他一声外公。他也没叫外孙为先生,这倒是真的;但他有办法掉转话头,让彼此都不说。

危机显然接近了。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马里于斯想尝试一下,开战之前来个小接触。这叫做摸底。一天早上,吉尔诺曼先生谈起落在他手里的一张报纸,轻率地议论国民公会,发表对丹东、圣鞠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保王党观点。“九三年的政治家是巨人,”马里于斯严肃地说。老人保持沉默,白天的其余时间一言不发。

马里于斯脑子里总是出现早年外公的不屈不挠,在这沉默中看到积聚愤怒,预感到激烈的斗争,在他的思想深处加紧备战。

他作出决定,一旦拒绝,他要拔掉夹板,让锁骨脱臼,把剩下的伤口暴露出来,拒绝进食。他的伤口,这是他的武器装备。不得到柯赛特毋宁死。

他带着病人狡猾的耐心,等待有利时机。

这一刻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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