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警察局凶杀案科组长欧斯伯恩有一张灰色的、棱角分明的脸，像一只石头做的狐狸。警察局里现在到处可以见到《国民闲话报》。这位组长的桌子上就有一份。

他并没有请克劳福德和格雷厄姆坐下来。

“你们在芝加哥没有任何与劳厄兹相关的工作关系？”

“没有，他正要去华盛顿，”克劳福德说，“他有一张机票预订单。我肯定你们已经查过了。”

“是的，我拿到了。他离开办公室大概在昨天下午一点半钟。在楼下车库里被绑架，应该是在两点十分左右。”

“车库里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他的车钥匙被踢到车底下了。车库里没有服务员——他们曾经有一道无线控制的门，可是它几次刮到了停放的汽车，所以他们就把它拆了。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况。这恐怕是今天新闻里要反复播报的高·潮了。我们正在检查他的车子。”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得到结果以后你们就能看到。你一直没说什么，格雷厄姆。你可是在报纸上说了那么多。”

“我也没从你那里听到多少。”

“你气晕了，组长？”克劳福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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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们为你做了一次电话跟踪，结果弄到一个他妈的报社记者，结果你们没对他做任何指控。你们和他做了交易，又让他在这种风行的小报上这么卖力地做。现在其他的报社把他当自己的宝贝一样。

“如今可好，我们在芝加哥有了自己的‘牙仙’杀人案了，这可真不错。可以有《‘牙仙’在芝加哥》的报道了，伙计。看着吧，午夜之前就能有六起家庭意外枪击事故，喝醉了酒的想偷偷进家门，妻子听到了动静，砰，枪响了。‘牙仙’也许会喜欢上芝加哥，没准儿决定在这里转悠一阵开开心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克劳福德说，“你这个笨蛋，把局长和联邦政府检查官们都惊动起来，把所有的陈年老账、办糟的案子都翻出来，你们的和我们的。要不然我们就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抓住那个混蛋。这案子是我经手的，办到这步田地是不光彩，我知道。可你们曾经在芝加哥遇到类似的案情吗？我不想和你打架，组长。我们想抓到他，然后好回家。你想怎么办吧？”

欧斯伯恩把他桌子上的东西挪了一下位置，一个笔架、一张长着狐狸脸蛋的孩子穿乐队制服的照片。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噘着嘴，然后吐出点气。

“现在我想要点咖啡。你们来点吗？”

“我要一点。”克劳福德说。

“我也是。”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给他们纸杯。他指指身边的椅子示意他们坐下。

“‘牙仙’肯定有辆面包车或是小货车，才能用那轮椅把劳厄兹移来移去的。”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点点头。“劳厄兹看到的车牌是从橡树公园里的一辆电视修理卡车上偷的。他偷的是块商用车的牌子，所以他肯定有一辆卡车或面包车。他把原先偷的一块车牌换到了电视修理卡车上，这样就不至于马上被发现。太精了，这家伙。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他是在昨天早晨八点半左右换下的车牌。电视修理工昨天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车加油，他是用信用卡付的账。加油站的服务员在单子上抄的是正确的车牌号，所以盗窃车牌应该是在那以后。”

“没有人看见任何卡车或面包车吗？”克劳福德说。

“没有，《国民闲话报》的保安什么也没看到。他看到的现场材料太少了，可以当摔跤裁判了[1]。消防队是第一个和《国民闲话报》联系的，他们打电话只是为了确定火情。我们正仔细核查在《国民闲话报》办公楼附近和那个电视修理工周二干活的附近区域值夜班的人。我们希望有人看到他换过车牌。”

[1]美国人认为，摔跤裁判所做的判罚和比赛结果经常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感觉判定的。

“我想看看那把椅子。”格雷厄姆说。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会帮你给他们打电话的。”欧斯伯恩停顿了一下，“劳厄兹是个有种的，别看他个子小，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能记住汽车车牌尾号，在被烧得那样的情况下把数字‘吐’清楚。你听了劳厄兹在医院里的录音吗？”

格雷厄姆点点头。

“我不是故意要提磁带的事情，我是想弄清楚我们听到的是不是相同的内容。你觉得他说了些什么？”

格雷厄姆用机械的声调说了一遍：“‘牙仙’。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他事先就知道。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这探子在照片里把手放在我身上，就像放在他妈的宠物身上。”[2]

[2]格雷厄姆复述的这段话与原话并不完全一致。

欧斯伯恩无法判断格雷厄姆对这段话的感觉如何。他用另一种方式问了个问题。

“他说的是你和他在《国民闲话报》上的合影？”

“应该是。”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劳厄兹和我曾发生过一些口角。”

“而你在照片中显得很友善。‘牙仙’总是最先杀死宠物，是这个逻辑吗？”

“对。”这“石狐狸”思维还挺快。格雷厄姆心想。

“真不应该，你们没派人保护他。”

格雷厄姆没说话。

“在‘牙仙’看到《国民闲话报》的时候，劳厄兹按计划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克劳福德说。

“他说的任何东西对你来说还有其他作用吗，任何东西能对我们有用吗？”

格雷厄姆的思维已经在别处了，他不得不在脑海里重复一遍欧斯伯恩的问题然后再做回答。“我们从劳厄兹的话里知道‘牙仙’是看到《国民闲话报》后才对他动手的，对吗？”

“对。”

“如果你从《国民闲话报》是他动手的起因这个问题入手，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定圈套用的时间非常短。报纸从周一晚下的印刷机，他在芝加哥偷车牌是在周二的某个时间，大概是上午，他搞到劳厄兹是在周二下午。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吗？”

“这就是说他很早就看到报纸了，或者他离这里并不远，”克劳福德说，“他或者在芝加哥看到的报纸，或者在其他地方周一晚看到的。别忘了，他一直在等着看这期的个人广告。”

“要不他已经在这里了，要不他离这里的距离在驾驶范围内。”格雷厄姆说，“他用一辆又旧又大的轮椅控制住劳厄兹，这也太快了，轮椅不可能上得了飞机——它连折叠都不成。他不是坐飞机来的这里，也不是偷一辆面包车、偷车牌，到处溜达找一辆旧轮椅，他必须原来就有一辆旧轮椅——新的不可能对他所做的适用。”格雷厄姆站了起来，摆弄着直贡呢百叶窗的线绳，眼睛盯着通风竖井对面的砖墙。“他原来就有那辆轮椅，或者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

欧斯伯恩想问一个问题，可是克劳福德的表情告诫他等一等。

格雷厄姆开始在绳上打结，他的手在发颤。

“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克劳福德给他提醒。

“嗯，”格雷厄姆说，“你可以看到这想法是怎样从轮椅这儿产生的。是他看到并且想到轮椅以后，才有的主意，他当时正在考虑怎样去收拾那些骗子。弗雷迪在街上坐着轮椅又被火烧着，当时一定是个景观。”

“你认为他在现场观看了？”

“也许。他肯定在动手之前就看到过了，在他决定怎样做的时候。”

欧斯伯恩看着克劳福德。克劳福德很严肃。欧斯伯恩知道克劳福德很严肃在地听，克劳福德在循着格雷厄姆的思路走。

“如果他原来就有这辆轮椅，或是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可以查一查疗养院、退伍军人医院。”欧斯伯恩说。

“它能把弗雷迪固定得很好。”格雷厄姆说。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固定。他失踪了十五小时二十五分钟，大概算起来是这样。”欧斯伯恩说。

“如果他只想报复弗雷迪，他在车库里就能搞定。”格雷厄姆说，“他完全可以在他的车里放火。他想和弗雷迪谈谈，或者他想玩弄他一会。”

“他要不在他的面包车车厢里，要不就被带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克劳福德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到其他地方去了。”

“肯定是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他把他绑严实的话，他不会在疗养院内引起多大的注意的。”欧斯伯恩说。

“不过他即使在喧哗的场合，”克劳福德说，“还需要做不少清洁的工作。假使他原来就有椅子，他也找到了面包车，他还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带劳厄兹去，对他下手。这是不是像个……家呢？”

欧斯伯恩的电话响了，他粗声粗气地朝里面吼：

“什么事？不，我不想和《国民闲话报》的人说话……嗯，最好别是胡说。把她的电话转进来吧……欧斯伯恩组长，我是……什么时间？谁最先接的电话——总机？请把她从总机撤出来。再告诉我一遍他说了什么……我会安排一个警官五分钟之内赶到。”

欧斯伯恩挂上电话以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电话机。

“劳厄兹的秘书五分钟前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她发誓是劳厄兹的声音。他说了些东西她没有听懂。什么‘红色巨龙的力量’，这是她觉得他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