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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一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2018年12月06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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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示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了吗?”

“没有。”“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但是我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的。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这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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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1)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1)詹姆斯·J·希尔(1838—1916):美国铁路大王。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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