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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雷马克[1]

[1]泰雷马克，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年幼外出寻找参加特洛伊战争的父亲。法国作家费奈隆（1651—1715）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泰雷马克历险记》。

主教职位和于连，这二者就这样第一次在一个迟早要由她分配法国教会里最好职位的女人的头脑里，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成功不会打动于连；他的思想在这时候决不可能升高到任何与他眼前的不幸无关的事情上。一切都使他的不幸成倍地增加；譬如说，他看到他的卧房就感到受不了。晚上，他端着蜡烛回来，每件家具，每样小装饰都好像发出声音，向他无情地宣布他的不幸的一个新的细节。

“今天，我有一桩苦役要干，”他回来对自己说，很久以来他不曾有这么轻松愉快了，“但愿第二封信跟头一封一样乏味。”

它比头一封还要乏味。他抄写的东西他觉得如此荒谬，到最后他整行整行地抄下去，根本不去想它有什么意思。

“在伦敦我的外交学教师让我抄写闵斯特尔条约[2]的正式文献，”他对自己说，“这比那些文献还要夸张。”

[2]闵斯特尔条约，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交战双方在闵斯特尔和奥斯那布鲁克签订了两个条约，因两地皆在德国境内的威斯特伐利亚省，故合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他仅仅到这时候才想起了德·费尔瓦克夫人的信，这几封信他忘了把原件还给严肃的西班牙人唐·迪埃戈·比斯托斯。他把信找出来，这些信确确实实跟年轻俄国贵族的信几乎可以说是一样不知所云。意思含糊到了极点。好像什么都想说，又什么都不想说。“这是文体中的风奏琴，”于连想。“在那些与虚无、死亡、无限等等有关的极其高超的思想中间，我看到只有生怕被人笑话的那种可憎的恐惧心才是真实的。”

经过我们删节的上面这段独白，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一再重复进行。抄着类似《启示录》注释的东西沉沉入睡，第二天神情忧郁地去送一封信，怀着看见玛蒂尔德的衣服的希望把马送回马厩，工作，晚上如果德·费尔瓦克夫人不来拉莫尔府的话，就上歌剧院去，这就是于连单调的生活过程。如果德·费尔瓦克夫人上侯爵夫人家里来，他的生活就比较有趣；他可以从元帅夫人的帽檐下边看见玛蒂尔德的眼睛，而且他变得有口才了。他的那些生动而伤感的句子开始具有一种更加富有表达力，同时也更加优美漂亮的结构。

他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他所说的话在玛蒂尔德的眼里是荒谬的，但是他希望用语调的优雅来打动她。“我说的话越是虚假，我越是应该讨她的喜欢，”于连想；于是他厚着脸皮，大胆地夸大大自然的某些方面。他很快地发觉，为了不至于在元帅夫人眼里显得平庸，首先应该避免那些简单、合理的思想。他或者就这样继续说下去，或者缩短他的夸夸其谈，这完全要根据他在自己必须讨好的两位贵夫人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成功还是冷淡来决定。

总之，他的生活比起来，不像他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那些日子可怕了。

“可是，”一天晚上他对自己说，“我正在抄写这些可憎的文章中的第十五篇。前面十四篇准确无误地交给了元帅夫人的看门人。我将荣幸地把她的书桌的所有放信的格子都塞满。然而她对待我就完全像我没有写过信一样！这一切会有怎样的一个结局呢？我的坚持会不会像使我感到厌烦一样也使她感到厌烦呢？应该承认，科拉索夫的朋友，热恋里奇蒙的美丽的贵格会女教徒的那个俄国人，当时一定是一个可怕的人；再比他令人厌烦的人不可能有了。”

像碰巧见到伟大将军的作战部署的任何一个平凡的人一样，于连丝毫不理解年轻俄国人对美丽的英国女人的心所展开的进攻。头十四封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她原谅他大胆给她写信。这个温柔的人儿也许感到无比烦闷，应该养成她经常接到一些信的习惯，这些信比起她每天的生活来，也许要稍微好一些，没有那么乏味。

一天上午，于连收到一封信。他认出德·费尔瓦克夫人的纹章，急忙把它拆开；换了几天以前，像这样急切的心情，对他说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张宴会请帖。

他赶紧去查阅科拉索夫亲王的那些指示。不幸的是，在应该简洁易懂的地方，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偏偏想学多拉[3]的那种轻浮的文体。于连没法猜到他参加元帅夫人的宴会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3]多拉（1734—1780），法国诗人，作品有情诗、小说和剧本。他的文章轻浮而做作。

客厅像杜伊勒利宫的狄安娜画廊一样金光灿灿，极其富丽堂皇，护壁板上挂着一些画。在这些画上有一些很显眼的斑痕。于连后来才知道，女主人觉得这些题材不雅观，曾经让人把画修改过。“道德的世纪啊！”他想。

在这间客厅里，他注意到有三位曾经参加起草秘密记录的人物。其中一位，德·***主教大人，元帅夫人的叔叔，掌握着教士俸禄的分配权，据说他对他的侄女百依百顺。“我向前迈进了多么巨大的一步，”于连忧郁地微笑着说，“而这一步对我来说，又是多么无所谓啊！我现在跟大名鼎鼎的德·***主教在一起吃饭。”

晚餐的菜肴很普通，谈话也使人听了不耐烦。“这是一本坏书的目录，”于连想。“人类思想中的所有那些最重大的问题都大言不惭地接触到了。但是听了三分钟以后，您就会问自己，占上风的是说话的人的夸张呢，还是他的难以置信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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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毫无疑问已经忘掉了院士的侄子，未来的教授，那个名叫唐博的小文人。他仿佛专门负责用他的卑鄙可耻的诽谤来毒化拉莫尔府的客厅的空气。

于连正是从这个可鄙的小人那儿得到这头一个想法：德·费尔瓦克夫人不回他的信，但是很可能对支配他那些信的情感持宽容的态度。想到于连的成功，唐博的丑恶的心灵像刀割般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有才能的人也跟一个傻瓜一样，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如果索雷尔变成高尚的元帅夫人的情夫，”未来的教授对自己说，“她将来会把他安插在教会里的哪个好位置上，到那时我就可以在拉莫尔府里把他摆脱掉了。”

皮拉尔神父先生也为了于连在费尔瓦克府取得的成功，训斥了他很长时间。在严肃刻苦的冉森派教徒和道德高尚的元帅夫人的追求社会风习改革和君主政体巩固的、耶稣会的客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派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