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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场劲敌 · 2

高阳2019年07月17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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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公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公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洋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是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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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账,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侦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么“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杀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糜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赀,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岁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线。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线,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码,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线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