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爸爸三个月前在矿难中去世了，那是在一月份，也是我有生之年遇到的最寒冷的一个月。失去他后的麻木感已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时时涌起的痛楚，这痛楚以加倍的力量袭击我，使我常难以抑制地哭泣。“你在哪儿啊？”我的心在流泪，“你到哪儿去了？”然而，我永远得不到回答。

区里给了我们一点钱作为对他死亡的赔偿，这些钱够我们花一个月的。在这个月里，我们一直担心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出去找工作，可她什么也没做，她只是整日坐在椅子里，多数时候盖着毯子蜷缩在床上，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有时，她也会动一动，好像要办什么急事，可最终又陷入原来的状态。无论波丽姆怎样哀求也无法打动她。

我感到很恐惧，我想妈妈已经被囚禁在哀愁的黑暗世界里，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不仅失去了爸爸，也失去了妈妈。那时我十一岁，波丽姆只有七岁，我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别无选择。我把吃的从市场买回来，尽量做得好吃些，我也竭尽全力让自己和波丽姆的样子还能见人，因为如果有人知道妈妈不能再照顾我们了，区里就会有人把我们从她那儿带走，送到社区福利院。

我在学校里经常能看到福利院的孩子。他们的痛苦哀愁、脸上印着愤怒的掌痕、因绝望而佝偻着身躯，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都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波丽姆的身上。

波丽姆是那样的娇小而乖巧，只要我哭，她也会不明不白地跟着哭起来；我们上学前，她总会给妈妈梳好头、编好辫子；她还常去擦干净爸爸的刮胡镜，因为他讨厌“夹缝地带”满天飞的灰尘。可在福利院，她会像虫子一样被踩死。所以家里再困难，我仍保守着秘密。

钱慢慢花完了，我们也快要饿死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对自己说只要能坚持到五月，只要到五月八号，我就满十二岁了，就可以拿到食品券，得到珍贵的谷物和油，也就可以养活我们自己了。只不过距离五月八号还有几个星期，到那时我们肯定已经饿死了。

挨饿在十二区是家常便饭。谁没见过那些挨饿的人？没法干活的老人、姊妹众多无力养活的孩子、在矿上受伤的人，他们被迫流落街头。不知哪天，坐靠在墙边，身体已经僵直，或者躺在“牧场”死去。常有人家传来嚎啕的哭声。那些治安警会来收尸，他们谎称这些人得了流感、传染病或者肺炎。饥饿永远不会是官方承认的死因，可这欺骗不了任何人。

我在一个淫雨绵绵、冷风刺骨的下午遇到了皮塔·麦拉克，那时我去公共集市，想拿波丽姆的一些破旧的婴儿服换点吃的，可我的东西无人问津。尽管以前跟爸爸一起去过几次矿井附近，可独自一人来到这满地石子、荒蛮崎岖的地方仍感到很害怕。我身上穿着爸爸的猎装，雨水已把它完全打湿，我感到彻骨的寒冷。三天来，我们只喝热水，吃一点我在橱柜角找到的干冷的薄荷叶。集市闭市的时候，我冻得浑身发抖，衣服包裹也掉在泥地里。我不敢去捡，怕一头栽到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再说，反正那些衣服也没人要。

我不能回家，回去面对妈妈直勾勾的眼神和妹妹深陷的脸颊、干裂的嘴唇；我不能踏进那屋门，屋子里冒着呛人的黑烟，家里的煤用完了，我只能从林子边捡些湿柴火用。我已全然无望！

我在商店后边泥地里踽踽独行。这些商店把东西卖给城里最有钱的人，商人就住在楼上，我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后院走。我记得当时的花园还没种上春季植物，有一两只羊被圈在圈里，一只湿淋淋的狗弓着背被绑在柱子上。

任何偷盗行为在十二区都是被禁止的，偷盗者会被处死。我脑中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也许在垃圾里可以找到点吃的，这没人管。也许在肉铺能找到些剩骨头，或者在杂货店找到些烂菜，没人会吃这些东西，但我家人已经饿极了，她们可以吃。可真不走运，垃圾桶刚倒光。

经过面包房时，刚出炉的面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使我一阵晕眩。烤炉就在后院，金色的火苗散发出浓浓的暖意，涌出敞开的厨房门外，一股暖流和面包的香味掠过，我像是受到催眠，迷糊晕眩；可阴冷的湿雨像冰凉的手指，打在我的脸上，迫使我恢复了意识。我掀开垃圾桶的盖子，里面空空如也，太无情了。

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冲我尖叫起来，我抬起头，看到面包师的老婆在冲我喊，叫我赶快走开，不然就叫治安警来，她还说看到“夹缝地带”的野孩子在她家的垃圾桶里乱扒真让她恶心。这些粗话一声声地敲打着我，可我却无力反抗。我小心翼翼地把垃圾桶的盖子盖上，一边向后退，这时我看到了他，一个金黄头发的小男孩从他妈妈的背后探出头看着我。我在学校见过他，他和我同年级，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经常和城里的洋孩子在一起，我又怎么可能知道他叫什么呢？这时，他妈妈回到面包房，嘴里还在嘟囔着。我朝他家的猪圈后走去，到猪圈另一侧的一棵老苹果树下，无力地靠在树干上，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一想到要空手而归，我突然坚持不住了，膝盖酸软，颓然瘫倒在树下。实在承受不了了，我太疲倦、太虚弱、太难受了。“让他们去叫治安警，把我送到福利院吧。”我想，“或者干脆让我死在这儿，死在这雨里。”

这时，面包房里一阵嘈杂，我听到那个女人又叫了起来，还隐约听到了打骂声，我正在纳闷发生了什么事，却听到有人从泥地里朝我走来。我暗想：“这一定是她，她要拿棍子把我赶走。”可来的人不是她，是那个男孩，他的臂弯里抱着两大块面包，面包准是掉到了火里，外皮被烧得焦黑。

他的妈妈仍在喊着：“拿去喂猪，你这蠢货，体面的客人才不会买这烧焦的面包！”

他开始把煳面包大块大块地撕下来，扔到猪槽里。面包店前门脸的铃铛响起来，他妈妈赶紧跑过去支应客人。

那男孩再也没朝我这边看一眼，可我却在死死地盯着他，是因为他手里的面包和脸上的伤痕。她用什么东西打的他呀？

我的父母从没打过我，我甚至不能想象他们打我。男孩又朝面包店看了一眼，好像要确认一下是否有人，他的注意力又回到猪的身上，接着朝我这边扔了一大块面包，很快又扔了另一块，他的这个动作很麻利。之后他又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回面包房，关上了身后的厨房门。

我看着面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面包太好了，除了有点煳，它完美无比。他是让我拿的吗？准是。面包就扔在我的脚下。趁着没人看见我赶快把面包塞进衣服里，把衣服在身上使劲裹了裹，赶快走开了。面包的热气烫着我的皮肤，我裹得益发紧了，我把这命根子紧紧搂在怀里。

我赶到家的时候，面包已有些凉了，可里面还是热的。我把面包放在桌子上，波丽姆伸手上来要撕掉一块。可我让她坐下，等妈妈一起来。我倒了热茶，刮掉煳了的地方，然后把面包切成片。我们一片一片，吃掉了整个面包。这面包太好吃了，里面撒满了葡萄干和果仁。

我脱下衣服慢慢在火边烤干，爬进被窝，坠人了甜甜的梦乡。第二天，回想起这事时，我突然觉得也许那男孩是故意把面包烧焦的。他明知自己会挨罚，却把面包掉到火里，然后拿给我。可我觉得这么想也许不对。面包应该是不小心掉到火里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甚至都不认识我。

可就算这样，给我面包也是一片好意，被发现了肯定会挨打的。我无法解释他的行为。

我们吃了点面包片就上学去了。春天好像一夜之间就到来了。暖暖的风，白白的云。在学校大厅，我和那个男孩擦肩而过，他的脸已经肿起来了，眼眶是黑的。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并没有注意到我。可下午当我接上波丽姆准备回家时，却看到他在操场对面看着我。我们的目光只相遇了一秒钟，然后他迅速扭过头去。我也窘迫地垂下了眼帘。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春天的第一朵蒲公英。我思绪飞扬，想起了和爸爸一起在林子里度过的时光，突然灵机一动，找到了让我们活下去的好办法。

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却对这个男孩的感念。皮塔·麦拉克，他给了我们面包和希望；蒲公英，提醒我们还没有死亡。在学校的走廊里，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他，我们目光的交错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我觉得亏欠他什么，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如果我以某种方式谢过了他，现在心里也就不会这么矛盾了。我确实也想过一两次，可机会总是没出现。而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即将被投入竞技场，决一死战。我怎样在那种地方向他致谢呢？不管怎么说，割断他的喉咙和以诚相待是相背离的啊。

市长沉闷的讲话终于结束了，他示意我和皮塔握手。他的手结实而温暖，就像那面包。他直视我的眼睛，握住我的手。他握得很紧，在我看来这也许表明他很坚定，可也许只是紧张地抽搐。继而我们转身面对观众，帕纳姆国歌响起。

“好吧，”我想，“我们共二十四个人。很可能在我杀他前，别人就已经把他杀死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几率也不十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