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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2

[日]村上春树2019年02月2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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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她为什么自杀,谁也弄不明原因,和木月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年龄也是十七,直到事件发生前也没有自杀的征兆,遗书也没有——一样吧?”

“倒是的。”我说。

“大伙都说那孩子聪明过分了,看书看过头了。可也是,确实手不离书,有好大一堆书。姐姐死后我也看了不少,心里很难过。书里有她写的字,夹着标本花,还夹有男朋友的信。为此我哭了好几场。”

直子停了一下,默然转动着狗尾草穗。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能自己一手处理,几乎没找过谁商量或求人帮忙。也不是因为自尊心特别强,不过是觉得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大概。父母也对此习以为常,说这孩子撒手不管也不要紧。我倒是经常找姐姐商量,她非常热心地教这个教那个,可自己不找任何人商量,全都一个人解决。既不发脾气,也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不是夸大其词。女人嘛,例如来月经的时候不是心情烦躁得要冲人发火吗,或多或少。姐姐连这种情形也没有。在她身上,是用消沉来代替不高兴的。往往两三个月就来一次,一连两三天闷在自己房间睡觉。学校不去,东西也几乎不吃。把房间光线弄得暗暗的,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但不是不高兴。我一放学回来,就把我叫到房间里,让挨她坐下,一一问我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外乎和同学做什么游戏了、老师讲什么了、测验成绩如何了等等。姐姐都听得很专心,还谈感想,提建议。可要是我不在——例如去跟朋友玩或出去练芭蕾——她就继续一个人发呆。这两三天一过,她就一下子恢复得和平时一个样,神采飞扬地上学去。这种情形,嗯——好像是持续了四年。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也不放心,大概找医生商量过。但她总是两三天一过就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父母后来就以为反正不管也会自然好起来的,说她是个聪明刚毅的孩子。”

“可是姐姐死后,我无意中听过父母的谈话。谈的是早就死去的父亲弟弟的事。说那个人也是脑袋好使得很,十七到二十一岁在家里一关四年,结果一天突然说要外出,就跳进电车轨道给压死了。所以父亲这样说来着:‘还是血统关系吧,我这方面的。’”

直子一边说一边用指尖一点点掐掉狗尾草穗,撒在风中吹走。全部掐光以后,便把那根梗像缠细绳似的一圈圈缠在手指上。

“发现姐姐死的是我。”直子接着说,“小学六年级的秋天,十一月,天下着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当时姐姐读高中三年级。我练完钢琴回来是六点半,母亲正在准备晚饭,让我叫姐姐吃饭。我跑上二楼,敲姐姐房间的门,喊声吃饭了。可是,没应声,静静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又敲了一下开门进去。本来我以为她睡着了呢,不料姐姐没睡,站在窗口前,脖子稍歪,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就像在思考什么。房间里一片昏暗,灯也没开,所有东西都显得朦朦胧胧的。我招呼说:‘干什么呢,吃饭喽!’但说完后,发觉她的个子比平时高。我有些纳闷儿:怎么回事呢?是穿高跟鞋,还是蹬在什么台子上了呢?我就走到跟前,刚要开口时,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脖子上有一根绳索。那绳从天花板梁上笔直地垂下来——那可是真直,直得可怕,简直像用墨斗在空间‘绷’地打下的一条线。姐姐穿着白色的短罩衫——对了,正是我现在身上这件便式的,下身一条灰裙子。脚尖像跳芭蕾舞一样紧绷绷地伸着,地面与脚尖之间有二十厘米左右没有任何阻碍的空间。那情形,我看得可真切着呢。还有脸,脸也看了,不能不看。我心想得赶紧到下边告诉母亲,得大声喊叫,可身体偏偏不听使唤,偏离我的意识自行其是。本来我的意识要赶快下去,身体却要擅自把姐姐的身体从绳子上解下。当然,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于是呆愣了五六分钟,处于虚脱状态,什么都不明白了,就像体内什么东西僵死了似的。我在那里一动没动,直到母亲来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没动,和姐姐一起,在那又暗又冷的地方……”

直子摇摇头:

“那以后三天时间里,我一句话都没说,像死在床上了似的,只是眼睛睁着定定不动,好像毫无知觉了。”直子把身体靠在我胳膊上,“信上写了吧?我是个比你想的要不健全得多的人。我病的时间比你想的要长久得多,根也深得多。所以,如果你能往前行的话,希望你只管一个人前行就是,别等我。想和其他女孩睡觉就睡好了。别考虑我顾忌我,喜欢什么就尽情做什么。要不然,我说不定会拖累你的。我,不管发生什么,这事是绝对不想做的。不想耽误你的人生,也不想耽误任何人的人生。我刚才就已说过,只要你时常来看我,永远记着我——我希望的只是这个。”

“我希望的却不只是这个。”我说。

“不过,要是和我牵扯在一起,会毁掉你的一生。”

“我不会毁掉什么。”

“可我或许永远也恢复不过来。即使那样你也等我?能十年二十年地等我?”

“你太悲观了,”我说,“在黑夜、噩梦、死人的力量面前太胆小了。你必须做的是忘记这些。只要忘记,你肯定能恢复的。”

“要是能忘掉的话……”直子摇着头说。

“从这里出去,一起生活好么?”我说,“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你不受黑夜和梦的干扰,还可以抱你——当离开玲子后你还感到难受的时候。”

直子更紧地贴住我胳膊,说:“要是能那样该有多好啊!”

快到三点时,我俩返回咖啡店。玲子一面看书一面听立体声短波中的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在没有一个人影的空旷草地一角播放勃拉姆斯乐曲,也的确是妙不可言。玲子吹着口哨,模仿第三乐章大提琴出现的旋律。

“布克•霍斯和彪姆。”玲子说,“这段乐曲,过去我听得几乎把唱片纹都磨光了,真的磨光了。从头到尾听得一点不剩,像整整舔了一遍一样。”

我和直子要来热咖啡。

“话说了?”玲子问直子。

“嗯,说了好多好多。”直子说。

“一会儿可得如实招来哟,他的那个怎么样。”

“哪里干那事了。”直子红着脸说。

“真的什么没干?”玲子又问我。

“是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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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兴!”玲子真像很扫兴似的。

“是啊。”我边呼咖啡边说。

晚饭光景同昨天差不多。气氛、讲话声、人们的面孔一如昨日,只是食谱不同。昨天大讲无重力状态下胃液分泌的那个白大褂男子,凑到我们三人这张桌来,这回喋喋不休的是脑之大小与其能力的相互关系。我们一边吃着掺有大豆的汉堡牛肉饼,一边无可奈何地听他大讲俾斯麦和拿破仑等人的脑容量。他把碟子推到一边,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出大脑图形,边画边口中念念有词,“哎呀,这里不对,”一再修修改改。画完后,便如获至宝地将那便笺藏进衣袋,把圆珠笔别在胸前。胸袋上居然插着三支圆珠笔,还有铅笔和规尺。吃罢饭,又重复了一句“这里的冬天不错哟,下次务必冬天里来看看”,这才离去。

“这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问玲子。

“你看是哪一类?”

“实在琢磨不透。反正看上去不大地道。”

“医生,叫宫田。”直子说。

“不过在这里边,那人脑袋最神经不过,我敢打赌。”玲子道。

“看门的大村也神经得可以。”直子说。

“嗯,他脑袋也少根弦。”玲子用叉子扎着花揶菜,点头说道,“的确,天天早上一边嘴里不知所云地大吼大叫,一边做那不伦不类的广播体操。还有,直子进来前有个叫木下的经理女儿,发神经自杀未遂;一个叫德岛的护理员,去年酒精中毒,闹得天翻地覆,被解雇打发走了。”

“把病员和职员全部对换位置还差不多。”我来了兴致。

“高见高见!”玲子一晃一晃地挥着叉子说,“你也慢慢开窍,懂得社会结构了嘛!”

“好像。”我说。

“我们的正常之处,”玲子说,“就在于自己懂得自己的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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