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明朋友 · 一
蔡崇达2018年06月04日Ctrl+D 收藏本站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母亲成了住家附近,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强悍。起得比所有人早——即使冬天,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
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浩浩荡荡而来,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
那个傍晚,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试图拯救,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
事情的最后解决是,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一口气扎入水流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让水鬼也觉得厌弃,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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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母亲说,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她从此不愿意下海。“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从小到大,外婆总对她叹气:“没有个女人的样子,以后怎么养儿抚女、相夫教子。”
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然后赐予她。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于她们都是模糊的。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第一步是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子的出生,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子长大……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此时就应该接过上一辈的责任,作为口口相传的各种习俗的监督者和实施者,直到上天和祖宗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便把她召唤走。
她们的生活从一出生就注定满满当当,而且哪一步拖累了,都会影响到最终那个“美好的结局”。只是出于对父母催逼的厌烦,母亲躲在角落,偷偷看了父亲一眼,随意点了点头。这个点头,让她马上被推入这样的生活链条中。
在她迎来第一个关卡时,生的是女儿,内外亲戚不动声色地,通过祝福或者展望的方式委婉表示,第二个必须是儿子,“必须”。倒不只是外人的压力,母亲渴望有个儿子来继承她身上倔强的另一些东西。
母亲硬是不动声色了大半年,然而临盆前一个月,压力最终把她压垮了。她痛哭流涕地跑到主管生育男女的夫人妈庙许诺,如果让她如愿有了儿子,她将一辈子坚信神灵。
最终她有了我。
母亲描述过那次许愿过程。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闽南的神庙都是混杂而居的。往往是一座大庙里,供着各路神仙,佛教的西方三圣,道教的关帝爷、土地爷、妈祖等等。
她一开始不懂得应该求谁、如何求,只是进了庙里胡乱地拜。路过的长辈看不过去指点,说,什么神灵是管什么的,而且床有床神,灶有灶神,地里有土地公,每个区有一个地方的父母神……“每一种困难,都有神灵可以和你分担、商量。”母亲就此愿意相信有神灵了,“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
我不确定,家乡的其他人,是否如母亲一样,和神灵是这样的相处方式。从我有记忆开始,老家的各种庙宇,像是母亲某个亲戚的家里。有事没事,母亲就到这些亲戚家串门。
她常常拿着圣杯(由两块木片削成,一面削成椭圆形,一面削平,把两块木片掷到地上,反弹出的不同的组合,表示神明的赞同、否定与不置可否),和神明抱怨最近遇到的事情,窃窃私语着可能的解决办法,遇到激动处,对着神龛上不动声色的神灵哭诉几下,转过头又已然安静地朝我微笑。
我还看过她向神灵撒娇。几次她询问神灵的问题,显然从圣杯里得不到想要的肯定,就在那顽固地坚持着,直到神明依了她的意愿,才灿烂地朝高高在上的神像说了声谢谢。
我不理解母亲在那些庙宇里度过多少艰难的事情,在我的这段记忆中,只是那浑厚的沉香,慵慵懒懒地攀爬,而圣杯和地板磕碰出的清脆声响,则在其中圆润地滚动。
事实上也因为母亲,我突然有了个神明干爹,那时我三四岁。因为怀胎的时候,家里境况并不是很好,最终我落地以后,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我听说,是母亲又用圣杯和古寨里的关帝爷好说歹说了半天,最终,每年的春节,母亲带着我提着猪手上关帝庙祭拜,而关帝庙的庙公给我一些香灰和符纸,当作对我这一年的庇佑。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神通的干爹能赐予我如何的保护,但我从此把一些寺庙当作亲人的所在,而关帝庙里出的用以让人占卜的签诗集,则成了我认定的这个神明干爹的教诲。这些签诗集,其实是用古诗词格律写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我总喜欢在睡觉前阅读,关帝爷从此成了一个会给我讲床头故事的干爹。
这个干爹,按照老家的习俗只能认到十六岁,十六岁过后的我,按理说已经和他解除了契父子的关系,但我却落下了习惯,每年一定至少去祭拜一次,任何事闹心了,跑到关帝庙里来,用圣杯和他聊一个下午的天。
父亲偏瘫的时候,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地跑到这些庙宇,一个个责问过去,为什么自己的夫君要有这样的命运。
说到底,母亲和神灵的交谈,从来是自问自答,再让圣杯的组合回答是或者不是。母亲提供理解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神灵”帮她随机选了其中一种。
母亲最终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你夫君的命数,但你是帮他度过的人。
我知道,那其实是母亲自己想要的答案。她骨子里头还藏着那个穿过乱流的莽撞女孩。
不顾医生“估计没法康复”的提醒。母亲任性地鼓励父亲,并和他制定三年的康复计划。三年后的结果当然落空,事实上,父亲因为身体的越发臃肿,行动越来越不便。
母亲坚持着每年带我去到各个寺庙任性地投掷圣杯,强硬地讨要到神明对父亲康复的“预言”,然后再一年年来责问,为什么没有兑现。
一年又一年,父亲那睡去的左半身,越发没有生机,但身材越发臃肿,而且似乎越来越肥硕。到了第四年的时候,每次摔倒,母亲一个人都无法把他扶起来。
母亲几次气急败坏地到寺庙来讨要说法。一次又一次,终于到那一年年底,她还是带着我到一座座寺庙祭拜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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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坚强,与贫穷抗争 与命运抗争 ,生活在物质贫乏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