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形式单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却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最为苛刻的作品之一。在这里，我用苛刻这个词，是用它最为激进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读他的作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挑战。全身心地投入这本书，默认它，它就会把我们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比我们开始所能想象得要远，一直拖到某种意识的极限，拖到那个《玩笑》中的主人公所发现的“摧毁的世界”。阅读在此时真正成了一种摧毁。

正因为如此，评论界在谈论昆德拉的小说时，并不知道用“颠覆”这样的词是否合适。但他们很少说起这颠覆是多么完全，多么彻底，多么没有回转的余地。他们之所以很少说起，原因很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点在于昆德拉的作品和其他定义清晰的“颠覆小说”（阿尔多[25]，巴塔耶[26]，杜维尔[27]等人的作品）不同，在表面上它并没有那么强烈地显示出“颠覆”的要求，它没有提供关于颠覆的理论和伦理，也从来没有高声叫喊过。颠覆，它的颠覆是简单的，柔和的，隐伏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但却是彻底的，毫无余地的。

[25] 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剧作家。

[26]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思想家、作家。

[27] Bernard Duvert（1951-），法国画家、作家。

从表面形式来看，相对地说，昆德拉的长短篇小说并不惊世骇俗：通常，叙述形式相对而言是比较传统的，背景也很清晰，人物身份明了，时间和情节与真实生活非常“相似”，尤其是文笔相当简单，从其分析性与严肃性来说很有十八世纪的风格，总之离近十五二十年来我们已经日趋习惯的“文本爆炸”（再说这往往是单纯的文本性的爆炸）相当远。因此，从理论上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把《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和《好笑的爱》里的短篇小说单纯地当成故事来读，结构精致，生动，有趣，富有意义，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但这样“表面”的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此种阅读的“表面性”，除非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完全忘了阅读时一定会产生的一种刺耳的，虚幻的，欺骗性的感觉。但读者根本无法逃避这份感觉，这份不知所措。很快，它那份单纯就维持不下去了，必须开始另一种阅读，真正的阅读，也就是说带着怀疑与犹豫的阅读。“眼皮底下”的，很快不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故事的幻影；人物不再是人物，而是人物的影子；水城不再是水城，而是纸月亮照耀下的混凝土做的某种背景；在这背景下，穿着演出服的人物来来去去，而这些人物很快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出戏里演出；最后甚至是我，读者，我也不再是那个正在阅读的人，而是一个似乎是在阅读的人，因为这份怀疑甚至已经渗透了我的身份，彻底破坏了我的存在。面具没有掉下来，它们只是让人察觉到了它们作为面具的存在；这可能更加糟糕，就像《玩笑》里雅洛斯拉夫所意识到的那样，他看到的并不是国王的脸，而是在偷偷躲避他目光的面具。

但这种“布雷”式的颠覆比任何洪亮的揭发都要有效得多。昆德拉摧毁世界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他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拆解，不发出任何声响，就像秘密警察那样。到了最后，没有坍塌，地面上没有一丁点废墟，没有爆炸声，事物从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它们只是被掏空了，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它们已经非常脆弱，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不真实感。但是这份难以察觉，这份轻，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强了颠覆的效果的话，仓促的读者却也会因此而忽略颠覆的存在，尽管再仓促的读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震撼。

但比无辜的表面更加能够说明昆德拉的颠覆精神的，更加能够使之显得如此苛刻的，——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对此有所误解——是他的激进主义，他所依赖的，他呈现给读者的这份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对小说进行操纵，然而最终，操纵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拒绝真正地遵循小说的逻辑，直至拒绝作品的召唤。

比如对小说的政治操纵就是如此。西方国家最近问心无愧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作家列入异端派，他们的表征众所周知：政治迫害，禁止出版，流放，但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这个作家应当支持与他所在的国家相对立的政治体制。的确这其中的大部分特征都与昆德拉吻合。因此，我们也将他放入异端派的阵营，也就是说他属于那一类特殊的作家，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恐怖和帮助人民一起反抗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遭受的侵略。当然这是真的。但只是从某个层面来说是真的，正是因为如此，昆德拉的小说不幸地被当成简单的历史——意识形态——政治小说来读，这就是我所谓的操纵。我会对此进行解释。

正如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我们完全有道理这样看待。不仅仅是在《玩笑》里，而且在《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中，甚至在《好笑的爱》的某些故事里，我们都可以读到一幅完整而生动的画面——因为这幅画面是通过我所谓的私人史诗的方式来表达的，它显得尤其生动，——展现了捷克三十年代以及随之而来的布拉格之春时代政治背景的画面。路德维克的“溃败”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个民族的幻灭，他们曾经相信过一九四八年的“布拉格事变”，之后他们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一笑，然后又再一次地沉默。从这个角度来说，昆德拉小说的确可以算是对斯大林主义最尖酸的揭露之一，小说无情地拆解了种种机制，将这个巨大的骗局昭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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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就此停止了呢？必须继续，必须走得更远，这样我们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昆德拉的确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捷克的历史和政治，当然，这是因为他曾经亲眼看到过这一切，他甚至被卷进去过，成为其中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但这更是因为从某个时刻开始（或者说从某个思想点开始），他激进地转变了，脱离了绝对的方式，有点像《玩笑》里的主人公路德维克一样，只有不再彻底地相信这种绝对的方式才能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但我们通常把昆德拉当成一个政治作家（这是异端派的共同命运），把他的小说当成支持杜布切克政权的游行来看，当成反社会主义，反捷克共产党的游行，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本书所拒绝的，是所有的政治（不仅仅是右派或左派的政治体制），是政治现实本身。这里的“政治颠覆”是彻底的，它不仅仅针对这种或那种政治现实，而是政治概念本身，是偶像（就像瓦雷里说的那样，昆德拉在不止一个角度与他十分相像）政治。昆德拉之所以这样看待历史和政治，实际上，是因为他并没有用严肃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和政治，而是退后一步来看，这一步的后退与科学“客观性”或者“历史客观性”毫无关系，也与反对派战士那种分析性（这些都是单纯的战术性后退）无涉，因为这是绝对的后退，无条件的后退，是无信仰的后退——与他人不同，——对于这样的后退，我们无法回头。“如果历史在开玩笑呢？”路德维克自问道。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哪怕是反对派的政治家）都不会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会消弭他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自身就已经包含了答案。正是通过这个启发昆德拉，并且给了他清晰思路的问题，昆德拉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雅洛斯拉夫·哈谢克[28]（这是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伟人）在四十年前所写的作品相当——或者说延续。就像昆德拉的小说展现了当代社会一样，哈谢克的作品展现了奥匈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真实面貌，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揭开神秘的面纱，这是只有文学才能做到的，只有文学可以在政治和历史前发出这样的笑声，可以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剥光，也就是说将它们削减到无，这不是一种逃避，而是深入，从根本上停止它们的运转，揭露它们的恐怖，而且，除了它们身上所披的不合常理的振振有词的外衣外，它们别无辩解，因此它们在这揭露中就显得更加无耻。换句话说，如果说昆德拉的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完全忠于当代历史的素描，那正是因为他的小说将历史，所有意义上的历史仅仅当作单纯的历史来看待：是一个潜意识的故事，一出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可同时又是不值一提的悲喜剧，一个只可能被文学泄气的气球。

[28] Jaroslav Hašek（1883-1923），捷克作家，著有《好兵帅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