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验伤口不过是残忍的尸检程序的开始。由于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卡门·阿马尔多神父只好代替他动手。“就好像在他死后，我们还要再杀他一次。”在卡拉菲尔隐居的老神父告诉我，“可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人下的命令，无论多么愚蠢也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那个荒诞的礼拜一，阿庞特上校在一片混乱之中给省长发了紧急电报，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到达之前安排初步的司法程序。镇长以前是部队指挥官，对司法毫无经验，但是向内行的人请教该从何下手，他又觉得有失颜面。头一件让他伤神的事就是验尸。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医学院的学生，但他因为和圣地亚哥·纳萨尔交情深厚推辞了这桩差事。镇长想将尸体冷藏保存，等到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但是找不到盛得下人的冰柜，肉市上唯一一台尺寸合适的又出了故障。尸体停放在厅堂中间一张狭窄的铁床上，暴露于众人的目光下，与此同时一口供有钱人用的棺材正在赶制中。卧室的电扇全搬了出来，还从邻居家借来几台。但是太多人急着跑来观看尸体，于是不得不移开家具，摘掉鸟笼，卸下栽种欧洲蕨的花盆，即便这样，厅堂里仍旧热得不堪忍受。另外，狗嗅到了死人的气味也纷纷躁动起来，搅得气氛更加惶惶不安。自从我走进屋里，狗便狂吠不止，那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还伏在厨房地板上，没有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大声哭喊，挥着木棍想把狗赶跑。

“帮帮我，”她朝我嚷道，“这些狗要吃他的肠子。”

我们把狗锁进牲口棚里。普拉西达·利内罗后来吩咐人把它们弄到更远的地方，等遗体下葬再放回来。但到了晌午，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狗竟从那地方钻出来，疯狂地窜进屋里。只有这一次，普拉西达·利内罗发起火来。

“该死的狗！”她嚷道，“把它们全宰了！”

人们照她的吩咐立刻动手，房子里安静下来。直到那时，尸体还没有出现令人担心的状况，面容完好无损，仍旧保持着唱歌时的表情。克里斯托·贝多亚将内脏塞回原处，用亚麻布条将尸体包扎好。然而到了午后，伤口开始渗出糖浆色的液体，招来不少苍蝇。嘴边出现一块紫斑，像水中的云影一样缓缓扩散，一直蔓延到发根。那张向来温和的面孔透出一副险恶的表情，死者的母亲将一块手绢罩在他脸上。阿庞特上校明白不能再等了，他吩咐阿马尔多神父动手解剖。“总比过一个礼拜再把他刨出来要强。”他说。神父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学过医学，念过外科，但是没有结业就转入了神学院，连镇长都知道，神父的尸检报告缺乏法律效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要求神父照他说的做。

尸检简直是一场屠戮，在镇上的公立学校里进行，一位药剂师帮忙做笔录，还有一个放假在这儿的医学院一年级学生从旁协助。他们手头仅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家伙。不过，尽管尸体被破坏得非常严重，阿马尔多神父的验尸报告似乎仍是准确的，法官把它作为有效材料纳入了预审报告。

圣地亚哥·纳萨尔身上的众多刀痕里，有七处致命伤。从正面深深砍入的两刀几乎将肝脏削碎。胃部发现四处伤口，其中一处非常深，将胃完全刺穿，还扎破了胰脏。结肠被刺了六个小孔，小肠上也有多处创伤。背部只挨了一刀，落在第三节腰椎骨上，穿透了右肾。腹腔内有大量淤血。在烂泥般的胃内容物里，发现了一枚卡门教派的金质圣母纪念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萨尔四岁时吞进肚里的。胸腔有两处被刺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下，伤及肺部；另一处贴着左侧腋窝。此外，胳膊和手上还有六道轻伤，右侧大腿和腹部肌肉被横砍了两刀，右手掌上有一道很深的刺痕。报告上写着：“像是受难耶稣的伤痕。”他的大脑比正常的英国人重六十克，因此阿马尔多神父在报告中写道，圣地亚哥·纳萨尔聪慧过人，本该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文末的注释中补充说，死者肝脏肿大，是肝炎治疗不善所致。“换句话说，”神父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也活不了几年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二岁那年为他治疗过肝炎，回想起那份验尸报告，医生很是愤慨。“只有神父才这么愚蠢，”他对我说，“永远也无法让阿马尔多明白，我们热带地区的人比西班牙加利西亚人的肝脏要大。”验尸报告总结说，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七处致命伤中的任何一处都足以造成这种结果。

尸体交还回来时完全变了模样。脑颅被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令人心动的面容，眼下已经难以辨认。更糟糕的是，神父将破碎的肠子全部掏了出来，后来竟然不知该如何处理，只好对着它们气恼地祷告了一番，然后全部扔进了垃圾桶。最后几个在学校玻璃窗边围观的人也没了兴致，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庞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并制造过多场镇压性的大屠杀，但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不仅研究起招魂术，还成了素食主义者。那具空皮囊里填满了碎布和生石灰，被细麻绳和缝包针粗粗地缝合，当我们将它装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时，尸身险些没散开。“我以为这样能保存得更久一些。”阿马尔多神父告诉我。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黎明时将他草草埋葬，因为尸体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屋里已经存不住了。

阴沉的礼拜二就这样开始了。令人窒息的一天一夜过后，我不敢独自睡去。于是我试着推了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所幸她没有插门闩。挂在树枝上的中国灯笼还没熄灭，设作舞场的庭院里燃起几丛篝火，上面架着烟气蒸腾的大锅，混血姑娘们正将寻欢作乐的衣裙染成丧服。我看见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像往常一样，天亮时还没睡下，也像往常一样，只要家里没有陌生人她就一丝不挂。她用土耳其女人的姿势盘腿坐在女王床榻上，面前摆着巴比伦风格的大浅盘，里面盛着各种吃食：嫩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香蕉蔬菜拼盘，足够五个人享用。无节制的饕餮是她表达哀伤的唯一方式，我从没有见过她如此悲痛。我和衣躺倒在她身旁，几乎没有说话，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哀悼着。我想起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了，而且身躯已经支离破碎直到最后毁灭，命运就这样收缴了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我梦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女孩一刻不停地咀嚼着，嚼得半碎的玉米粒纷纷掉在女人的胸罩上。那女人对我说：“她这样嘎吱嘎吱地嚼，像只疯狂的五子雀，有点像窃笑，有点像切割。”我突然感觉到一只手正焦急地解着我的衬衫纽扣，闻到躺在身后的那只充满爱·欲的母兽散发出危险的气味，我觉得自己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但她突然停住了，退到旁边咳嗽了一声，远远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气味。”

不仅是我，那天的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气味。维卡里奥兄弟也闻到了，他们被关在牢房里，镇长正琢磨该怎样发落他们。“无论怎么用肥皂和丝瓜瓤搓洗身体，都没法去掉那股气味。”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可还是无法入睡，因为刚一睡着，那场凶杀案就会在梦中重演。巴勃罗·维卡里奥快要老去时，曾想向我解释那一天对他而言如何漫长。他脱口而出道：“就像比平时清醒两倍。”这句话让我明白，头脑清醒是他们关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事情。

那是间三米见方的牢房，高处的天窗上装着铁栏杆。房间里有一个简易马桶，一个放着脸盆和水罐的洗漱架，两张铺着草席的简易床。这座牢房是阿庞特上校下令修建的，他曾说哪家旅馆也比不上这里有人情味。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天晚上他和乐手们打架被关进牢里，镇长仁慈地允许他挑一位混血姑娘一同过夜。那天早晨八点，维卡里奥兄弟逃脱了阿拉伯人的追杀之后，或许也是这么想的。当时他们因完成了光荣的使命而感到欣慰，唯一令人焦虑的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们要了几大桶水、几块肥皂和丝瓜瓤，洗掉手臂和脸上的血污，又把衬衫洗干净，但还是睡不着。佩德罗·维卡里奥要来清洗剂、利尿剂，还有一卷消毒纱布，好为自己包扎，那天早晨他小便了两次。然而，接下来的时间越来越难熬，气味已经成了次要的事。午后两点钟，令人昏沉的热浪快把他们融化了，疲惫至极的佩德罗·维卡里奥却无法躺在床上，也累得站不起身。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升到脖颈，他尿不出尿来，心怀恐惧地断定自己这辈子再也睡不着觉了。“我十一个月没有合眼。”他对我说。我非常了解他，知道那是实话。那天他咽不下午饭，而巴勃罗·维卡里奥从送来的食物里每样吃了几口，一刻钟过后就像得了瘟疫似的腹泻起来。傍晚六点，正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萨尔尸体的时候，镇长被紧急叫走，因为佩德罗·维卡里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我快成一摊水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我们总觉得是土耳其人耍了什么花招。”到那个时候，简易厕所已经溢了两回，看守带着巴勃罗往镇政府的厕所跑了六趟。阿庞特上校在镇政府瞧见巴勃罗·维卡里奥时，他正被守卫团团围住，蹲在没装门板的厕所里。见他腹泻得如此厉害，镇长觉得下毒一说也并不荒唐。不过，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因为已经确知，水和午餐都是普拉·维卡里奥送来的。然而，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下令让特殊警卫将囚犯押解到他家里。预审法官赶到后，才将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的监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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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孪生兄弟感到恐慌，街上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阿拉伯人要报仇的传言并没有消除，但是除了维卡里奥兄弟，没有人想到他们会下毒。大家更愿意相信阿拉伯人会等到夜晚，从天窗里泼进汽油，把两个囚犯烧死在牢里。但这个说法没有一点根据。阿拉伯移民从世纪之初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各个村镇——包括那些偏远闭塞的村庄落脚，一向安守本分。他们靠卖碎花布和集市上的便宜玩意儿来谋生，勤劳而虔诚，相互之间和睦融洽。他们只在族内通婚，进口小麦当口粮，在院子里养羊，种植牛至和茄子。唯一能激发他们激情的便是玩纸牌。老一辈阿拉伯人仍旧操着故乡的土语；第二代在家中也还乡音未改；传到第三代，就变成听父母用阿拉伯语问话，而自己用西班牙语回答，只有圣地亚哥·纳萨尔例外。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突然改变温良的秉性去杀人抵命，况且发生这桩凶杀案每个人都难卸责任。同样地，没有人认为普拉西达·利内罗一家会复仇杀人。虽然这个中道衰落的家族曾经强势而好斗，依仗家族姓氏的庇佑，还出过两个在酒馆里肆意胡为的凶悍角色。

阿庞特上校听了流言惴惴不安，挨门挨户地拜访阿拉伯人，至少那一次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发现他们迷惘、悲伤，家中的圣坛上摆放着表示哀悼的物品，甚至有人坐在地上恸哭，但没有一个人怀有报仇的念头。圣地亚哥被杀的那天清晨，阿拉伯人的反应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激愤；连带头追赶凶手的人都承认，即便抓住了他们也不外是痛打一顿。不仅如此，百岁的阿拉伯族母苏萨娜·阿卜杜拉，还让人用西番莲花和苦艾煎了一种神奇制剂，治好了巴勃罗·维卡里奥的腹泻，也让他的孪生兄弟尿路通畅。从那时起，佩德罗·维卡里奥开始陷入失眠者的困倦，而他刚刚康复的哥哥也无怨无悔地沉入第一场梦中。礼拜二凌晨三点，普拉·维卡里奥被镇长带去与两个儿子告别时，他们就是这副模样。

维卡里奥一家搬走了，包括两个结了婚的大女儿和她们的丈夫，这是阿庞特上校的提议。他们离开时没有人注意，因为镇上的居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我们几个尚未睡去的人正在那个无可挽回的日子里给圣地亚哥·纳萨尔送葬。根据镇长的意见，事态平息之前，他们要先在外面暂住些日子，但是维卡里奥一家再也没有回来。普拉·维卡里奥给被退婚的女儿头上裹了一条围巾，以免被人瞧见她的伤痕；还让她穿了一身火红色的衣裳，省得人们怀疑她在哀悼自己的秘密情人。这位母亲临行前恳请阿马尔多神父给关在牢里的两个儿子做忏悔，可是佩德罗·维卡里奥拒绝了，并且说服他哥哥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他们两个被孤零零地留下来。转移到里奥阿查的那一天，兄弟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坚信自己做得有理，不愿意像家人那样在夜里被带走，而是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离开。他们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不久便去世了。“良心上的痛苦压垮了他。”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两个兄弟被释放后就留在了里奥阿查，距离家人居住的马纳乌雷只有一天的路程。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去那里嫁给了巴勃罗·维卡里奥，巴勃罗在父亲留下的作坊里学会了打制金银首饰的手艺，成了一名出色的首饰匠。佩德罗·维卡里奥没有恋爱，也谋不到差事，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得了准尉的头衔。一个明媚的早晨，他带着巡逻队哼着低俗的小曲，走进了游击队控制的区域，从此再无消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凶杀案只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人们认定，悲剧的其他几个主人公都已经带着尊严，甚至是悲壮地承担了命运指派的角色。圣地亚哥·纳萨尔为他造成的凌辱赎了罪，维卡里奥兄弟证明了身为男子汉的尊严，而遭人诱骗的妹妹也恢复了名誉。唯有一个人失去了一切，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尔多。”之后许多年，他就这样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然而，凶杀案过后，直到下一个礼拜六出现月食之前，没有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天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鸟扑扇着翅膀盘旋在他那栋旧宅的房顶上。他认为那是亡妻的灵魂来索回属于她的东西。镇长猛拍一下自己的脑门，不过这一反应跟鳏夫的幻觉没有任何关系。

“该死！”他叫道，“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给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