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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 1

[法]阿尔贝·加缪2020年05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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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民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不妨引用原话,让其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颇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不管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都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那么这种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7)、剧本《正义者》(1949)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碾轧,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父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志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维持,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父,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他说道: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父的这段话无意中指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父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另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当全城人陷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纪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切中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书中最不可思议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会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扬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形,如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预审法官奥通,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父,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和“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确实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共 2 条评论

  1. 学习中说道:

    来读一读节选进语文试卷现代文阅读的小说

  2. 匿名说道:

    没看正文,就看评语。就跟剧透一样,无甚意义。还是先去看看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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