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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 一

[法]阿尔贝·加缪2020年05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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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才可以说鼠疫成为我们大家的事了。此前,我们的同胞,尽管这些怪异的事件让他们深感意外和不安,每人还坚守日常的职位,各尽所能,继续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本应该继续下去。然而,门户一旦关闭,大家才发觉所有人,包括叙述者在内,都落入同样境地,必须同舟共济。正是这样,譬如说,跟心爱的人离别这样一种个人的情感,从头几星期起,就突然变成了全体民众的情感,并同恐惧的心理一起,变成了这种长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

的确,全城封闭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一些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置于突然分离的境况。那些母亲和子女、夫妻和情人,几天之前,还以为是一次暂时分离,他们在火车站月台上拥抱吻别时,也只是叮嘱三两句,确信过几天或者几星期就又见面了,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并没有把这次离别放在心上,满脑子还是日常事务,讵料猛然发现,这一别就遥遥无期,再难重逢,也无法通音信了。因为,在省政府公布法令之前几小时,就已经封城了,自然照顾不了每个人的情况。这场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说头一个后果,就是迫使我们的同胞今后所作所为,再也不带个人情感了。法令开始实施那天,头几个小时,省政府就应接不暇,大批申请者,有的打电话,有的找官员,都陈述各自的境况,而那些境况都同样值得关心,也同样不可能予以考虑。实际上,我们需要好几天才能明白过来,我们落到了毫无回旋余地的境地,什么“通融”“照顾”“破例”等词语都丧失了意义。

就连写信这样无足轻重的要求也遭拒绝了。一方面,这座城市也确实没有了通常的交通工具,得以同全国其余地方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一道法令颁发了,严禁信件往来,以防瘟疫通过信件传播。开头,有几个人还算幸运,跑到城门口,恳求守门的哨兵帮忙,将信件送出城去。那也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当时哨兵还觉得出于同情心,给人点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同样那些哨兵,他们确信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再也不肯承担这种难以估计后果的责任。起初,还准许打长途电话,结果电话亭给挤爆了,而且长时间占线,一连几天就完全中断电话通信。继而严格限制,只有在所谓的紧急情况下,即有人死亡、出生和结婚时才能通长话。因此,我们就剩下电报这个唯一通信手段了。由智慧、感情和肉体紧密相连的一些人,现在无可奈何,只能从由十个词组成的电文的大写字母中,寻觅昔日情投意合的迹象。电文中实际的可用语式很快就搜罗净尽,因而长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恋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爱你”等现成用语交流。

然而,我们当中有些人,依旧执意写信,为了同外界联系,坚持不懈地想方设法,但是最终总要流于虚幻。我们想象出来的办法,即使有的得手了,也是一去杳无音信,下落不明。一连数星期,我们只得重写同样一封信,重抄同样的呼唤,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从我们内心掏出来的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无不丧失其内涵,变成空洞的词语了。就这样,我们机械地抄了又抄这些语句,试图用这些僵死的话语来传递我们艰难生活的信号。到头来,我们便觉得电文格式化的呼唤,要胜过这种执拗而枯燥乏味的独白,这种同墙壁的毫无反应的对话。

况且几天下来,任何人都出不了城已成明显的事实,有的人就想询问,在瘟疫前走的人是否获准返城。省政府考虑了数日,答复说可以返城,同时又明确指出,返城的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重新离开: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走了。就是这样,也还是有一些家庭,但为数极少,轻率地对待当前的事态,把谨慎抛到九霄云外,一心想重新见到亲人,就趁机回来了。不过,已成鼠疫囚徒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这样做就是把亲人置于危险境地,只好忍受离别之苦。在瘟疫最猖獗的时候,只有一个事例表明,人的情感超越了对死亡折磨的恐惧。但这一事例并不像有人期待的那样,是两个热恋的情侣,凌驾于痛苦之上,相互投向对方的怀抱,只不过是老大夫卡斯泰尔及其老伴,结婚多少年的老夫老妻了。在发生瘟疫的几天前,卡斯泰尔太太去了一座相邻的城市。说起来,这对夫妇甚至算不上世间幸福家庭的典范,叙述者也不无根据地说,时至今日,这对夫妇十有八九不能确信满意他们的结合。这次分离来得突兀,时间又延长了,这倒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彼此远离就无法生活,而比起这种猛然憬悟的事实,鼠疫就微不足道了。

这纯粹是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别只应跟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构成我们生活的情感,我们自以为了如指掌(前文已经说过,奥兰人感情纯朴),现在却换上一副新面貌。有些丈夫和情人,原先完全信赖自己的妻子和女伴,现在却发现自己心生嫉妒。有些男人自以为在爱情上十分轻浮,现在又找回忠贞不贰了。有些做儿子的,生活在母亲身边却视而不见,现在看到母亲的脸上多一条皱纹,便勾起种种回忆,感到极大的不安和悔恨。这种突然的分离无可指责,前景又难以预料,我们不免无所适从,也无所作为,现在只能沉浸在回忆中,整天思念的恍若还在眼前的亲人,却已经远在天涯了。事实上,我们要忍受着双重的苦痛,首先是我们内心的痛苦,然后就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外的儿子、妻子或情人的离愁别恨。

如果换成别种环境,我们的同胞就可能找到出路,过一种更加外在的、更活跃的生活。然而,鼠疫一流行,他们就同时空闲下来,只能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打转,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丧的回忆里,因为他们漫无目的,闲时总是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这么小的城市,这些街道也恰恰是他们昔日跟眼下在外的家人一起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给我们的同胞带来的头一种印象,就是流放感。叙述者确信,他在这里可以代表所有人,写下他当时的感受,因为这是他跟许多同胞的共同体验。不错,时刻压在我们心头的这种空虚、真真切切的这种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的这些火辣辣的利箭,这些正是流放感。有时我们真要胡思乱想起来,乐得等待亲人回家的门铃声,或者上楼梯的熟悉的脚步声,于是这种时候,我们就情愿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守在家里,等待旅人通常乘坐夜班快车可能回到我们街区的时刻,自不待言,这类游戏不可能持久。到了一定时候,我们总会清醒过来,发现火车不会开到这里了。我们这才明白,我们的分离注定要旷日持久,应该尽量设法如何打发时间。从这时候起,我们才算回过头来,安于我们这种囚徒般的生活状况,一头扎进我们的过去。我们当中即使有几个人试图生活在未来中,他们也很快就得放弃,至少很快就意识到那样做不可能,他们会体验到想象力最终要给相信未来的人所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所有同胞很快就舍弃了他们可能养成的习惯,甚至在公共场合,也不再推算他们离别的时间了。这是何故呢?只因最悲观的人确定分别的时间,比如半年。他们事先就尝尽了这六个月的离别之苦,好不容易攒足了勇气,准备好经受这场考验,绝不会软弱,拼尽全身最后的气力,也要顶住这么漫长时日的煎熬。讵料,有时会遇见一位朋友,会在报上看到一则公告,头脑里瞬间产生一点怀疑,或者突然一亮,便让他们萌生这样的念头:归根结底,确定疫病流行不会超过六个月,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也许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忍耐力,就会訇然坍塌,他们觉得掉进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结果他们势必强制自己,再也不去考虑他们终将解脱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来,可以说一直低垂着眼睛过日子了。不过,这样谨慎的态度,这种跟痛苦耍滑头、高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偿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这场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舍弃了十分常见的时机,不能躲进将来同家人团聚的欢乐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们就是这样,跌落在顶峰和深渊之间,上不上下不下,飘浮在那里,哪儿像活着,只是一天天毫无方向地混日子,沉湎于枯燥乏味的回忆,形同漂泊的幽灵,想要汲取点力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徒和流放者的极痛深悲,仅仅靠一种毫无用处的记忆活着。就连这个他们不断思念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味道了。他们也确实很想往这过去中添加些什么,添加上他们现在期盼的男人或女人当初在一起时,悔不该能做到而未做的一切——同样,无论在什么状况下,甚至在他们的囚徒生活相对好过的时候,他们也总把离家的亲人扯进来,而他们当时的处境总不能让他们满意。我们对现时丧失耐心,又敌视过去,放弃未来,活似受人世间法律或仇恨的制裁,过着铁窗生活的人。最终,想要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休闲,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想象的空间,重新开动火车,让顽固保持沉默的门铃每小时都重复鸣响。

即使是流放,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也是流放自家中。而叙述者体会到的,虽然只是全城居民的流放,他也不应该忘记像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他们则相反,离别的痛苦还要变本加厉,只因他们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滞留在这座城中,既远离难以相见的亲人,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通常的流放中,他们是最深度的流放,因为,他们固然同所有人一样,为拖长的时间而惶惶不安,但同时还牵挂着空间,他们落难在疫区,要眺望遥远的家乡,就不断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墙。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在尘土飞扬的城中游荡的人,无疑正是他们:那是他们在默默呼唤唯独他们才熟悉的黄昏,以及他们家乡的清晨。于是,燕子的飞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阳时而遗忘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光线,诸如此类的难以捉摸的征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养着他们的思乡病。这个总能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眼不看,固执地耽于他们那些过分逼真的幻景,竭尽全力追寻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种形态的光束、两三座山峦、钟爱的树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种种所构成的一种环境,在他们看来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

最后,还要特意谈谈情侣们,这是最有意思的话题,由叙述者来讲讲,也许更为适合。情侣们还得受其他许多忧虑的折磨,必须指出其中一种便是自责。他们落到这种境况,的确能以一种更加强烈的客观态度,审视自己的情感了。在这种境况里,他们还看不出自己的缺点,这种现象恐怕少之又少。他们想要凭想象准确地勾画出暌违的情人的举止行为,却感到难以如愿,从而第一次有了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他们不由得哀叹,自己竟然对情人的时间安排不甚了了;他们责备自己多么轻率,忽视去了解,佯装相信对一个恋人来说,心上人的时间安排并不是所有快乐的源泉。正是从这时候起,他们才能很容易地回顾自己的爱情,并审查其中的不足。在平时,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人人都懂得,没有什么爱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然而,我们却情愿让爱情停留在平庸的状态,还或多或少心安理得。可是,在回忆中,要求就更高了。我们遭受的这场无妄之灾袭击全城,后果十分严重,不仅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公正的、本可以令我们愤慨的痛苦,而且还怂恿我们自寻烦恼,从而诱使我们甘心接受痛苦。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把水搅浑,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种方式。

如此一来,人人都得单独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这种普遍的消沉,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砺人的性格,但是眼下却开始让人变得目光短浅了。譬如说,我们有些同胞就干脆屈从于另一种奴役,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看那样子,他们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当时天气的影响。金色的阳光寻常的一次光顾,就让他们兴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们的脸上和思想上也都阴云密布了。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种软弱的表现,不至于这样不理智地受制于天气,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单独面对这个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置身于他们的天地的前面。反之,从这一刻起,他们显然听任变幻无常的老天的摆布了,也就是说,他们无论伤心痛苦,还是心存希望,都没有来由了。

处于这种极度孤寂的境地,最终谁也不指望邻居来相助,每人都独守自己的忧虑。我们当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谈一谈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无论如何回应,大多时候总要伤害他。于是他发觉对方和他所讲的风马牛不相及。他所表达的,确是他多日思虑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传递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长时间炖出来的。对方则相反,想象这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市场上叫卖的痛苦、系列化的忧伤。对方不管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应答的话总是显得虚假,这样的交谈还是放弃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得了沉默的人应该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灵语言,他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纳市场的语言,说话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谈,模仿那种普通关系和社会新闻的风格,差不多就是每天新闻了。在这方面也同样,切肤之痛往往用谈话中的陈词滥调来表达了。唯有付出这种代价,鼠疫的囚徒们才可能博得门房的同情,或者引起他们的听众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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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流放者的焦虑不管多么痛苦,空虚的心不管多么沉重,仍可以说在鼠疫流行的初期,他们是幸运者。就在民众开始惊慌失措的时候,这些流放者的心思确实完全转向了他们等待的人。在全城居民遭难之际,他们却受到了爱情的自私心理的保护,即使想到鼠疫,也仅仅限于这场瘟疫有可能把他们的离别变成永诀。这样一来,他们就给瘟疫的核心地点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分心,被人视为冷静应对的态度。他们本已绝望,反倒不会惊慌失措了:他们的不幸也有益处。譬如说,他们当中如有人被疫病夺走性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完生命的历程。他在心里长时间跟一个幻影交谈,从这种谈话中抽出身来,也没有过渡,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极厚重的沉寂中。任何感受他都来不及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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