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人，如朗贝尔，也试图逃离这种开始惊慌失措的氛围，但是他们更执着，也更灵活，即使不能说更为得计的话。开头那段时间，朗贝尔继续走官方的门路。按照他的说法，他始终认为，只要坚持，没有办不成的事，从某种角度来看，遇事能排除万难，这正是他的职业特点。于是，他拜访了大批官员，以及通常公认神通广大的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那种神通却根本不顶用了。这些人大多是行家，在银行、出口、柑橘或酒类贸易等事务上，都有精准的看法，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诉讼或保险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不容置疑，且不说他们还有过硬的文凭、明显的助人的诚意。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有人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助人为乐的诚意。

不过，朗贝尔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他们每个人陈述自己的理由。他的论据的基调，就是一直强调他是外地人，因而他的情况应给以特殊考虑。这位记者的对话者，通常都乐意接受这一点。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也要向他指出，同样情况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应说，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论据的实质，而对方就回答说，这改变了一点什么，给行政当局增添了困难，当局必须反对任何特殊照顾的措施，以免开个受人骂名的先例。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推荐的分类法，这样推理的人构成形式主义类。此外，还能碰到能说会道类，他们会安慰申请者，说这种状况绝不会持久，他们还推出一大堆好主意，以搪塞申请者要他们做出决定，安慰朗贝尔时断言这仅仅是个暂时的麻烦。再就是有权有势类，他们请来访者留下概述自己情况的材料，一旦对他的情况做出决定就会通知他。还有浅薄轻言类，他们就向他推销住房债券，或者提供经济型食宿公寓的地址。至于按部就班类，则要求他填写卡片，然后归类存档。忙忙碌碌类只是无奈地举起双臂，嫌麻烦类则转过脸去不予理睬；最后就是墨守成规类，他们人数最多，指点朗贝尔去找另一个办公室，去跑另一个门路。

这位记者到处拜访求助，跑得疲惫不堪，总是坐在仿皮漆布蒙面的长椅上等待，面对宣传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队的大幅广告，他也经常出入一个个办公室，那一张张面孔跟拉板文件柜和档案架一样容易猜测，从而认清了一个市政府或省政府究竟是怎么回事。正如朗贝尔带几分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也有一样好处：这一阵折腾向他掩盖了真实情况。鼠疫的蔓延，在他的脑子里基本没有概念了。且不说这样一天天过得更快，而全城处于这种境况，可以说每过一天，只要还没死，每个人都接近一点他所受折磨的终点了。里厄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不错，但是一点事实未免过分推而广之。

朗贝尔偶尔也萌生了希望。他收到了省政府寄来的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据实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家庭状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他得出的印象是，这份调查登记旨在搜集可能被遣返原地的人的情况。从一个办公室搜罗来的含混不清的消息，也证实了这种印象。经过几次目标明确的探访之后，朗贝尔终于摸到了寄出调查表的部门，那部门的人便告诉他，搜集这些资料是“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怎样呢？”朗贝尔问道。

于是，对方就向他说明，万一他感染上了鼠疫，丧了性命，他们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一方面，也要弄清楚医疗费用是由市里财政负担，还是由死者的亲属偿付。显而易见，这表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去的女人彻底分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这当然算不上一种安慰。更值得注意的是，朗贝尔也同样注意到了，在灾难最猖獗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办公，还像往常那样自作主张，最高当局还往往不知道，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个办事机构就是为了办这种事而设立的。

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对朗贝尔来说最好过也最难过。这是一个麻木迟钝的阶段。他已经跑遍了所有办事处，走了所有门路，这方面暂时路路不通。于是，他就闲逛，从这家咖啡馆出来，再进另一家咖啡馆。每天早晨，他坐在露天座上，面对一杯常温啤酒，读一份报纸，希望从报上发现这场疫病即将结束的一些征象，还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的面孔，但是又把头扭开，憎恶他们那种愁眉苦脸的表情，无数次读过对面各商家招牌、业已停售的名牌开胃酒的广告之后，他便站起身来，沿着市里的黄色街道游逛。孤独的散步者，泡咖啡馆，泡完咖啡馆再去饭馆，朗贝尔就这样混到晚上。恰巧在一天傍晚，里厄看见这位记者来到一家咖啡馆门前，犹豫要不要进去。他似乎终于下了决心，走到餐厅里端落座。咖啡馆接到当局指令，正是这种时刻尽量晚些亮灯。暮色好似灰暗的水流，漫进了餐厅，而天空的晚霞映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餐桌面在开始暗下来的厅里隐隐发亮。咖啡馆里空荡荡的，朗贝尔坐在那里，活似一个游魂。见此情景，里厄不禁想道，这正是他失魂落魄的时刻。不过，也是在这种时刻，所有被囚禁在这座城里的人，都同样感到了失落无助，必须有所行动，以求早日解脱。里厄转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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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贝尔也时而到火车站长时间逗留。站台入口封死了，但是候车大厅还开放，从站前可以进入。有时天气太热，候车大厅倒很阴凉，就成了一群乞丐落脚的地方。朗贝尔走进去，辨读旧的列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以及列车警方的规定。看罢，他就到一个角落坐下。大厅里昏暗。一个旧铁炉，已经闲置了数月，周围的地面还残留从前浇水的“8”字形水渍。墙壁上张贴的几份广告，宣传到邦多勒和戛纳 [21] 能过上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朗贝尔在此接触到了一种在极度贫乏中能找到的可怕自由。在这种时候，他最不忍看到的，至少据他对里厄所讲，就是巴黎的景象。古老建筑的石墙和一处水景、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一带行人稀少的街区，以及他当初深爱而不自知的一座城市的其他几个地方，现在总是萦绕在朗贝尔的心头，妨碍他去干任何具体的事情。里厄只是认为，朗贝尔将巴黎的这些景象等同了他爱人的形象。且说那一天，朗贝尔告诉大夫，他喜欢凌晨四点醒来，想念自己的城市，大夫听了，不难从自身的体验来解释，他那是思念他留在那里的女人。的确，这正是他在想象中占有她的时刻。凌晨四点，一般什么也不干，就是睡觉，即使那是一个负情的夜晚。不错，凌晨这一时刻就是睡觉，这样可以安心些，只因一颗不安的心最大的欲望，就是时刻占有自己所爱的人，或者天各一方的时候，让她沉入无梦的睡眠中，直到团聚的那天才醒来。

[21] 邦多勒同戛纳一样，是法国南方城市，濒临地中海，海水浴疗养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