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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 四 · 1

[法]阿尔贝·加缪2020年05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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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帕纳卢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播的地方。在救护人员中,他置身于自认为合适的位置,也就是第一线,死亡的场面自然见过不少。他虽说注射过疫苗,有了免疫力,却未能免除他对死的忧虑。不过,表面上,他总能保持镇定的神态。可是自从那天,他长时间观看一个孩子死亡的过程,似乎就变样了。越来越紧张的神色,明显写在他的脸上了。且说那天,他对里厄笑道,此刻他正写一篇小论文,题为《神父能否看医生》,大夫便感到,事情似乎远比帕纳卢所说的更为严重。大夫表示愿闻这篇论文的详情。帕纳卢便告诉大夫,他在男教徒的弥撒上要有一场布道,届时他至少会阐述他的一些观点。

“我希望您能到场,大夫,讲道的主题会引起您的兴趣。”

神父第二次讲道,正赶上大风天。老实说,没法跟第一次讲道相比,这次全场听众座席稀稀拉拉了。原因很简单,在我们的同胞看来,这种场面已无吸引人的新意了。在全城经历艰难的时期,“新意”这个字眼早已失去意义。此外,大多数人,即使没有完全弃绝他们的宗教义务,或者,即使没有参加礼拜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会用一些毫无理智的迷信来取代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宁愿佩戴护身圣牌或者圣罗克护身符,也不肯去做弥撒了。

举例便可说明,我们的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的确,在春季那会儿,大家就期待鼠疫会随时结束,既然大家都确信疫情不会持续下去,谁也想不到去问问别人,瘟疫究竟能流行多长时间。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有人开始担心,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了,于是瘟疫停止流行,一下子就成了众望所归了。占星术士或天主教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本城印刷所老板也很快就看出,公众对预言的这种执迷有利可图,于是排印成册,大量发行。他们又发现公众的好奇心难以餍足,便组织人力到市里各家图书馆查阅野史,尽量搜集所有见证资料,汇编起来在全市发行。如果史书上的预言还嫌不足,还可以向一些记者定制:这些记者至少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准不亚于那些世代的楷模。

这些预言有些甚至在各家报纸上连载,而大家浓厚的阅读兴趣,丝毫不逊于灾难前看连载的言情小说。有些预言还依据稀奇古怪的计算,即在计算中纳入闹鼠疫年份的千位数、死亡的人数,以及瘟疫持续的月份数。另一些预言则比较历次鼠疫大流行,找出其中类似的方面(即预言中所谓的常数),再运用同样古怪的计算,便声称得出认识当前灾难的数据。不过,最受公众赞赏的预言,无疑是效仿《启示录》的语体写成的,宣告即将发生一系列事件,每一个都可能成为考验这座城市的大事件,其复杂性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阐释。就这样,诺斯特拉达穆斯 [30] 和女圣徒奥狄尔 [31] 便成为天天咨询的预言家,而且总能获得相应的回答。况且,所有预言有共同之处,最终总能给人以宽慰。唯独鼠疫例外。

[30] 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e,1503—1566),法国占星术士、医生。约1547年开始预言活动,1555年将其预言结集出版,题为《诸世纪》。他颇受法国王室的器重,曾被查理九世任命为侍从医官。在1781年天主教会焚书目录部中,他的预言受到谴责。

[31] 奥狄尔(Odil,约660—约720),阿尔萨斯修女。阿尔萨斯圣奥狄尔山上霍亨堡修道院创建者。她原是阿尔萨斯公爵之女,后成为阿尔萨斯的主保圣人。

可见,在我们同胞的心目中,这种迷信替代了宗教信仰,因此,帕纳卢讲道的教堂,上座率只达到四分之三。讲道是在晚上,里厄到达时,风一阵阵从入口两扇自动关闭的门的缝隙间钻进教堂,在听众之间自由穿行。里厄走进这清冷而寂静的教堂,在一色男信徒的座位中间坐下,看到神父正登上讲坛。帕纳卢开始讲道,比起头一次来,他这次语气更加温和,也更为审慎,而且,听众也多次注意到,他在演讲中有几分迟疑。还有个情况很怪,他不再讲“你们”,而是说“我们”如何如何。

不过,他的声音渐渐有了底气。他开始提醒说,鼠疫在我们中间流行了数月,多少次看到它坐到我们餐桌旁,或者坐到我们所爱的人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边走动,在工作地点等待我们到来,因此,现在我们更了解鼠疫了,现在也许我们更能接受它不间断对我们讲的事,而在初期惊愕之余,我们不可能很好地听取。帕纳卢神父在同一地点布道已经讲过的话,仍然是对的,至少他深信不疑。然而,这种情况我们每人都碰到过,他也痛悔得捶胸顿足,当时他布道所考虑并讲出来的话,也许还缺乏慈悲心怀。不过,有一点始终是对的,就是说任何事情,总有可取的方面。最严酷的考验,对于基督教徒仍有裨益。而基督教徒遇事所应当寻求的。恰恰是事情的益处,这种益处由什么构成,怎样才能够找到。

这工夫,里厄周围的人两臂搭在扶手上,似乎舒舒服服坐在长椅上,尽量保持最惬意的姿势。教堂入口的一扇软垫隔音门在轻轻地来回摆动。有人离座去把门扶住。里厄因这种骚动而分心,几乎没有听见帕纳卢接着讲道说些什么。神父所讲的大致内容是,不必试图解释鼠疫这种现象,而应尽量学会可能学会的东西。里厄听得很模糊,以为神父主张什么都无须解释。等到帕纳卢用力强调,在天主看来,有些事情可以解释,另一些事情不能解释,这时里厄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世间当然有善恶,一般来说,也很容易解释善恶的区别。然而,深入恶的内部,就开始碰到难题了。譬如说,世间存在看似有必要的恶,也有看似没必要的恶。有堕入地狱的唐璜,也有一个孩子的夭折。要知道,如果说唐璜这个浪荡的恶少天打雷劈,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这孩子遭受这么大罪,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在这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孩子遭罪,以及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惧,并且务必找出这其中的缘由。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上帝向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因而到此为止,宗教也就乏善可陈。在这里则相反,天主将我们逼到墙脚。我们全落入鼠疫的围墙里,我们必须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找出有益于我们的方面。帕纳卢神父甚至不肯随便利用廉价的优势,一举而跨越围墙。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句,等待这孩子的永福,足可以补偿他们遭受的痛苦。而其实,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归根结底,谁又能断言,永恒的福乐便可补偿人所遭受的片刻痛苦呢?那肯定不会是个基督徒,只因我主耶稣四肢和心灵都尝到过痛苦。神父不会那么做,依然停留在墙脚,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坚守这种十字架便是象征的极痛深悲。他可以无所畏惧地对那天听他讲道的人说:“我的弟兄们,时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们中间,谁又敢否定一切呢?”

里厄刚想到神父接近了异端邪说,但是不容他细想,帕纳卢已经接着有力地断定,这种命令,这种纯粹的要求,正是基督徒的特惠。这也是基督徒的美德。神父心知他要讲的美德中有过火的成分,许多习惯了更为宽容和传统的道德的人,听了会反感。不过鼠疫时期的宗教,不可能等同于平时的宗教,如果说天主可能容许,甚至渴望人的灵魂在幸福的时期安详而怡然自得,那么他也希望在极端的不幸中,人的灵魂就应该有极端的表现。今天,天主将他的造物置于不幸的境地,这是赐予他们的恩惠,促使他们重新找回并担当起这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即全相信或全否定。

十九世纪有一位世俗作家,断言并不存在炼狱,便声称揭示了教会的秘密。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存在半路,只有天堂和地狱,人根据生前所做的选择,死后不是升天堂而得永福,就是下地狱而受永罚。但是,按照帕纳卢的观点,这是一种异端邪说,只能出自一个不信教的人的头脑。因为,炼狱就是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不能过分指望这种炼狱,有些时期,根本谈不上轻罪。任何罪孽都死有余辜,任何冷漠的态度都是犯罪。那就是全相信,或者全否定。

帕纳卢停顿了,这时,里厄才更清楚地听到风从门下钻进来的哀鸣: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与此同时,神父又讲道,他所说的全盘接受的品德,不能从通常赋予该词的狭义来理解,既不是一般意义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逊顺,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一种屈辱。不言而喻,一个孩子遭受的痛苦,是对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侮辱。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投身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而帕纳卢明确告诉听众,他要说的意思不容易说,必须情愿接受屈辱,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所有出路都关闭了,才会把根本的选择贯彻到底。一个基督徒会选择相信一切,以免走到否定一切的死路。正如那些善良的妇女,这时候在各教堂得知,腹股沟淋巴结形成肿块,正是人体排泄传染毒素的自然通道,她们就说:“天主啊,请让我身上腹股沟淋巴结也长出肿块吧。”基督教徒也同样会把自身交给天主,即使还不理解我主的意愿。我们不能说“那个我理解,但是这个不可接受”,必须跳进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不可接受的腹心,恰恰就是为了我们做出选择。孩子的痛苦正是我们的苦涩面包,但是如无这种面包,我们的灵魂没有精神食粮,就会饿死。

帕纳卢神父讲到这里顿了顿,停顿时通常会伴随场内隐隐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起,讲道者就出人意料,马上接下去,其声铿锵有力,佯装设身处地,替听众发问,究竟应该如何作为。他早就料到,大家要说出“听天由命”这个可怕的字眼。那好吧,面对这个字眼他并不退避,只要允许他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当然了,还得强调一遍,切勿模仿他曾提过的阿比西尼亚的那些基督徒。更不要想去附和那些患上鼠疫的波斯人,他们将带有病毒的破衣烂衫抛向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并且高声祈求上天将鼠疫传染给这些离经叛道者,惩罚他们企图制服天主赐予的灾难。然而反过来,也不应该效仿开罗的那些修道士:他们在十九世纪瘟疫流行期间,举行送圣体仪式时用镊子夹圣体饼,只为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潜伏病毒的又湿又热的嘴。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同样都有罪孽。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孩子的痛苦无关痛痒,而对于后者则相反,人对痛苦的畏惧侵蚀了方方面面。这两种情况,问题都被掩盖了。对天主的声音,他们全置若罔闻。还有其他事例,帕纳卢也要列举。据马赛大鼠疫纪事作者的记述,赎俘会 [32] 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仅有四人幸免于难,而四人中又有三人潜逃。纪事作者们是这样讲的,再多说什么就超越他们的职业了。然而,帕纳卢神父读到这些记载,全部思绪就自动集中到那名唯一留下的修道士身上,尽管他也看到了那七十七具尸体,尤其看到了那三名教友逃逸的例子。讲到这里,神父用拳头捶着讲道台的边缘,高声说道:“我的弟兄们,一定要做留下来的那一个!”

[32] 赎俘会,十三世纪始建于西班牙,是供奉圣母的重要修会。当时,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由撒拉逊人统治,他们关押了许多基督教徒。基督教教士佩德罗·诺拉斯科(1189—1256)创建赎俘会,愿以自身为人质,救出被关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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