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诊所实际上是一所小学改建而成，根本没有医院的样子。

这个诊所由砖块砌成，呈长方形，只有一层，墙上装有巨型窗户，诊所后面挂着一个长满铁锈的秋千。贝克沿着破损不堪的台阶走了上去。

诊所里面光线黯淡，一片嘈杂。候诊室里摆放着一排可以折叠的金属椅子，从狭长的走廊一头一直摆到另一头。锯木架上放着一个硬纸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办公室”几个字，字的旁边还画着一个箭头，指向大厅深处。

贝克沿着光线昏暗的走廊走了进去。周围的环境十分古怪，像是特地为一部好莱坞恐怖电影布置的场景一样。空气中弥漫着尿液的味道。

远处的灯已经熄灭，最后四五十英尺里只有几个模糊的轮廓。一个女人正在流血……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哭泣……一个小女孩正在祈祷……贝克来到黑乎乎的大厅的末端。他左边的门开了一条缝，他轻轻推开了门。里面几乎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赤条条地躺在病床上，挣扎着去够便盆。

真恶心，贝克嘟囔道。他关上了门。办公室到底在哪儿？

突然，贝克听到有人在说话，声音是从大厅一个狭窄的拐弯处传来的。他寻着声音走去，最后来到一扇半透明的玻璃门前，门后似乎有人正在吵架。贝克很不情愿地把门推开。这儿就是办公室。乱乱糟糟。这正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大约有十个人在排队，每个人都在推推搡搡，高声叫喊。西班牙办事效率不高已是众所周知，贝克知道他可能要在这里熬上一宿，才会搞到那个加拿大人的出院信息。桌子后面只有一个秘书，而她正疲于应付那些不满的病人的纠缠。贝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办。一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借光！”一个护理员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将一张快速滚动的轮床推了过去。

贝克转身给车让路，冲护理员叫道：“电话在什么地方？”

那人没有停下脚步，指了指一对双开门，然后在一个拐角处消失了。贝克走到双开门那里，推门走了进去。

眼前的房间非常开阔——是一个旧体育馆。体育馆里的地板是淡绿色的，在嗡嗡作响的荧光灯的映照下，似乎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变得模糊起来。墙上，一个篮球圈松松垮垮地吊在篮板上。地板上零零星星地放着几张低矮的病床，上面躺着病人。远处的角落里，就在一个烧焦的记分板下面，竖着一台破旧的投币式电话。贝克希望那个电话是好用的。

他大步走过地板，伸手在口袋里摸索硬币。他找到几个价值七十五比塞塔的五杜罗硬币，这是乘出租车时找的零钱，刚好够打两个市内电话。他彬彬有礼地向一位走向门口的护士微微一笑，接着走到电话那里。贝克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号码查询台。三十秒后，他搞到诊所主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办公室里似乎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没人能忍受电话连续不断的铃声。不管有多少顾客等着照顾，秘书总会放下手上的事情去接电话。

贝克用力按下了六位数的电话总机号码。他马上就会与诊所办公室通上话。毫无疑问，今天肯定只有一位折断手腕，外加脑震荡的加拿大人入院治疗；他的材料肯定很容易找到。贝克知道办公室可能会不愿把那人的名字和出院后的地址告诉一个陌生人，但他已想好了对策。

电话响了起来。贝克猜电话最多只响五下，结果却响了十九下。

“公共健康诊所。”忙得焦头烂额的秘书吼道。

贝克用西班牙语回答，夹杂着浓重的法语和英语口音。“我是戴维·贝克。我是加拿大大使馆的。我国一位公民今天在你们这儿接受了治疗。我想获取一些他的资料，这样大使馆就可以安排支付他的医疗费。”

“好的，”那个女人说道，“我会在星期一将材料寄给大使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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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克紧接道，“我需要立刻拿到材料，这件事非常重要。”

“这不可能，”那女人干脆地说道，“我们很忙。”

贝克尽可能听起来像个政府官员。“这事很急。那人折断了手腕，头部也受到了伤害。他是今早某个时间接受的治疗。有关他的文件应该就放在上面。”

贝克加重了他法语和英语的口音——基本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要求，同时也令人难以理解，足以将人激怒。当一个人被激怒的时候，他通常会通融一下，放宽规定。

然而，那个女人却没有表示通融，反而破口大骂北美人自高自大，最后狠狠地挂上了电话。

贝克皱了皱眉，也挂上了电话。没辙了。一想到要排队等上几个小时，他心里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那个年迈的加拿大人现在说不准会在哪里。也许他已经决定回加拿大。也许他要卖掉戒指。贝克没时间再排队等下去了。贝克下定决心，抓起听筒，又拨了一遍那个号码。他把电话凑到耳朵上，向后倚靠在墙上。电话开始响了。贝克抬头望着这个房间。一声……两声……三——

突然，他全身一阵战栗。

贝克迅速转身，把话筒猛地放回架子上，接着回身朝那房间看去，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正对面的一个病床上，躺着一位老人，身下有一堆旧枕头支撑着他的身体，他的右手腕上打着一个干净的白色石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