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以后，他们终于到达巴黎城下。他们催马上前的时候，关卡紧闭，还有重兵把守。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一个神气果断的负责人物盘问道，他是给一个哨兵叫出来的。

这种令人不快的言词自然触动了夏尔·达奈，他请求这个说话的人注意，他是个自由的旅行者和法国公民，他由这两个人护送，是迫于这个国家混乱不堪的局势，而且他是花了钱的。

“这个犯人的证件在哪儿？”这位大人物又照样说了一遍，对他毫不理睬。

那位醉醺醺的爱国者把证件一直放在他的帽子里，这时拿了出来。这位大人物用眼睛把加贝尔的信扫了一遍，显得有些慌乱和吃惊的样子，然后仔细端详着夏尔·达奈。

不过，他一言未发就扔下护送的和被护送的人，回到哨所里去了；此时达奈他们仍然骑在马上，在城门外等着。夏尔·达奈在这种未置可否的当口，朝四周打量了一下，他发现这城门是由士兵和爱国者混杂把守着的，爱国者的人数比士兵多得多，农民送货的大车以及与此类似的车辆和商贩，进城相当容易，而即使最普通的老百姓，出城也很困难。一大群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且不管各式各样的牲畜和车辆，都在等着涌出来；可是，前边的检验那么严格，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地通过关卡，速度很慢。其中有些人知道，轮到他们受检查还早得很，就索性躺在地上睡觉或抽烟，另有一些人则扎堆聊天或四处闲逛。不管是男是女，大家都戴着红帽子和三色徽。

达奈骑在马鞍上看着这些情景，大约过了半个来钟头，只见那位权威人物又来到他面前，指示卫兵打开了卡子门。然后他把一张证明收到了被护送人的收条交给两个护送人——一个醉着，一个醒着，这才叫夏尔·达奈下马。他遵命下马以后，那两位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精疲力竭的马，没有进城就拨转马头走了。

达奈跟着他的向导进入一间哨所，里面满是廉价烟酒的气味，有不少士兵和爱国者，有睡着的，有没睡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还有处于各式各样似睡非睡、亦醉亦醒、浑浑噩噩状态之中的，到处站着、躺着。哨所里的亮光处于一种朦朦胧胧、似明似暗的状态，这亮光半是来自夜里用的、已油尽光弱的灯，半是来自乌云遮掩的天光。小桌上放着几本打开了的登记册，一个傻大粗黑的军官掌管着这些册子。

“德发日公民，”他一边对达奈的向导说，一边拿起一张纸条在上边写字，“这就是那个逃亡的埃弗瑞蒙德吗？”

“就是那个人。”

“你多大岁数，埃弗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吗，埃弗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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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

“没有疑问。你妻子在哪儿，埃弗瑞蒙德？”

“在英国。”

“没有疑问。埃弗瑞蒙德，你要押在拉弗斯监狱(4)。”

(4) 法国大革命时期又一著名监狱。

“公正的上天呀！”达奈喊道。“依什么法律，凭什么罪名呀？”

这军官从纸条上抬眼看了一下。“你离开这儿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新的罪名。”他冷笑着说，然后继续写。

“我请求你注意，我是应一个同胞的书面呼吁自愿前来的，这份呼吁就摆在你面前，我的要求只不过是毫不迟延地得到这样做的机会。难道这不是我的权利？”

“逃亡者没有任何权利，埃弗瑞蒙德，”回答是死板生硬的。这军官把字条写完，默读了一遍他写的东西，撒上沙子(5)，递给德发日，说了一句“秘密监禁”。

(5) 当时写完字后多用沙子吸干墨迹。

德发日拿起这张字条，向这个罪犯晃了一下，示意他得跟他走。罪犯服从了，有两个武装的爱国者警卫跟着他们。

“娶马奈特大夫女儿的就是你吗？那位大夫当年在巴士底狱坐过牢，那监狱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走下哨所台阶拐进巴黎的时候，德发日低声说。

“是呀，”达奈惊奇地看着他，回答说。

“我叫德发日，在圣安东区开酒铺。可能你听说过我。”

“我妻子是到你们家去接她父亲的吧？就是！”

“妻子”这个词似乎隐隐约约使德发日想到什么不愉快的东西，他突然不耐烦地说，“凭着名叫吉洛汀(6)的那个新近出生的厉害女性的名义问你，为什么你要到法国来？”

(6) 指断头台，以主张用此刑具的一外科医生之名为名，该词法文原为阴性。

“一分钟以前你听见我说过为什么了。难道你不相信那是真实情况？”

“对你不利的真实情况，”德发日皱着眉头说，眼睛直看着前面。

“真的，我在这儿不知所措了。这儿所有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了，那么突如其来和不讲公道，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了。你肯给我一点小小的帮助吗？”

“一点也不。”德发日一直看着前面说。

“你肯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吗？”

“或许可以，这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你可以说说是什么问题。”

“我就要那么冤枉地进监狱了，在那里，我能和外界有点儿通讯联系的自由吗？”

“你到时候看吧。”

“我不会不经审判就给埋藏在那儿，也没有机会以任何方式申诉我的案情吧？”

“你到时候看吧。可是那又怎样？在这以前有的是人就这样给埋在了比这更坏的监狱里了。”

“可那绝不是我干的，德发日公民。”

德发日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抱定宗旨绝不开口，照旧往前走。他在这种一言不发的状况里陷得越深，他作出某种轻微程度缓解的希望——或者说是达奈这么想——也就越渺茫。于是，达奈赶紧说道：

“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要做，公民，你知道得甚至比我还清楚，那该是多么重要，那就是我得给一位现在在巴黎的英国先生、台鲁森银行的劳瑞先生传个信，告诉他我给投入了拉弗斯监狱，只简单地告诉他这个事实，不加评论。你肯帮我做到这件事情吗？”

“我什么事也不愿为你做，”德发日固执地说。“我的职责是为我的国家和人民服务。我誓死效忠他们，反对你们。我什么事也不愿为你做。”

夏尔·达奈感觉到，再请求他也没有希望，更何况，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不声不响地一路走着，他不禁感到，人们对于犯人过街的场面已经多么习以为常了。连孩子们也很少注意他。只是偶尔有几个过路人扭过头来，有几个朝着他这个贵族晃晃手指头；因为一个穿好衣服的人要去坐牢，和一个穿工作服的劳动者要去干活一样，并没有什么好看的。他们经过一条又窄、又黑、又脏的大街，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人正站在凳子上，对慷慨激昂的听众发表演说，大谈国王和王室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行。夏尔·达奈从此人口中听到一言半语，才使他第一次得知，国王现在狱中，而且外国大使全都离开了巴黎。这一路上，除了在博韦，他根本没有听到什么。护送人和到处都有的警戒，使他完全与世隔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