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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2018年07月20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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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等一会儿,老兄,我借把伞给您。”

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里的壁橱,只见里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马靴、马镫和马缰绳,还有一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方则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士阳伞。上校不禁联想起一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您,老兄,”他把胳膊支在窗台上说道,“我想等雨停了再走。”堂萨瓦斯没关壁橱,便坐到了电风扇吹得到的写字台跟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用棉花包着的皮下注射针管。上校透过雨幕凝视着窗外铅灰色的巴旦杏树。这是一个冷清的下午。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雨都是两样的,”上校说,“就像是下在另外一个镇子上。”

“雨从哪儿看还不都是雨。”堂萨瓦斯答道。他在写字台的玻璃面上煮针管。“这个镇子连狗屎都不如。”

上校耸了耸肩,往办公室里边走去:房间以青砖铺地,家具上都蒙着花里胡哨的罩布,最里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盐包、蜂巢格子和马鞍之类的物件。堂萨瓦斯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上校。

“我要是您,就不这样想。”上校说。

他坐了下来,两腿交叉着,不动声色地盯着俯身在写字台上的堂萨瓦斯,这是个身形矮胖的男人,皮松肉弛,一双蛤蟆眼没精打采。

“您得去看看病了,老兄,”堂萨瓦斯劝道,“自从那天送葬以后,您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

上校昂起头来。

“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煮针管的水烧开。他叹息道:“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您真有福气,连铜马镫都吃得下去。”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褐色斑点的毛茸茸的手背,除婚戒外他还戴了枚黑宝石戒指。

“这倒不假。”上校同意道。

堂萨瓦斯冲着办公室里那扇通往别的房间的门叫了声自己的妻子,又愁眉苦脸地埋怨起自己的饮食规定来。他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只小瓶,把一粒黄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倒在写字台上。

“这些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真是活受罪!”他说,“就像口袋里装着死神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把药放在手心里打量,堂萨瓦斯让他尝尝。

“这是用来让咖啡变甜的,”他解释道,“它是糖,可又不含糖。”

“当然,”上校嘴里一股甜中发苦的味道,“这就像有钟声可又没有钟一样。”

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堂萨瓦斯便双手托腮伏在写字台上。上校不知如何是好。女人关上电风扇,把它挪到保险柜上,然后向壁橱走去。

“雨伞这东西总好像跟死神有点儿瓜葛。”她说道。

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四点钟他就从家里出来等信,但这场雨使他不得不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避一避。这会儿已经传来了船靠码头的汽笛声,雨还在下。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那婆娘又说道。她是个大块头,比丈夫高出一截,上嘴唇还长了个毛乎乎的肉瘤,说起话来教人不由得想起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可我总觉得不会是个女人!”她说着关上壁橱,回过身来询问似的看着上校的眼睛:

“我看它一定是个长着蹄子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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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上校赞同地说,“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想着邮电局长这会儿该披件雨衣跳上汽船了。从决定换律师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回信也该来了。堂萨瓦斯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死神,突然发现上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老兄,”她说,“您是有什么心事吧?”

上校这才魂魄归舍。

“没错,”他撒了个谎,“我在想,都五点钟了,还没给鸡打针呢!”

那女人困惑不解。

“像给人打针一样也给鸡打针!”她大呼小叫地说,“真是作孽啊!”

堂萨瓦斯忍无可忍,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把嘴闭一会儿吧!”他大声呵斥妻子,而她也果真用手掩住了嘴巴,“你用这些蠢话把我这位老兄折磨了有半个钟头了!”

“哪里哪里。”上校连忙打着圆场。

女人把门一摔走了。堂萨瓦斯用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擦干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黄黄的长脚穿过了空荡荡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上校答道,“下星期就开始训练了。”

“真是胡闹,”堂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搞这些事了。”

“这话不假,”上校说,“可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鸡脖子拧断吧!”

“您真是死不开窍。”堂萨瓦斯也走到窗前。上校听见他的喘气声就像风箱一样。这位老兄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怜悯之意。

“听我的话,老兄,”堂萨瓦斯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鸡卖掉吧。”

“没有什么事是来不及的。”上校说。

“别糊涂了,”堂萨瓦斯不肯罢休,“这可是笔一举两得的买卖!您卸掉了一个包袱,兜里又能装上九百比索的票子。”

“九百比索?”上校失声叫了出来。

“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您认为有人肯出这么大的价钱买那只鸡?”

“不是认为,”堂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的把握。”

这是上校自上缴革命军那笔资金以来所听到的最大数字了。从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出来时,他腹内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可他明白这次绝不是天气的缘故。到了邮局,他直截了当地对局长说:

“我在等一封急信,航空的。”

局长在分信格子里翻看了一通,又把信一一放回原处,一言不发地拍了拍手,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信今天肯定要到的。”上校说。

局长耸了耸肩。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妻子盛好了一盘玉米粥正等他吃饭。他默默地吃着,每咽下一勺都要停下来想半天。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啦?”妻子问道。

“我在想那个办理退伍金手续的职员,”上校又撒了个谎,“再过五十年,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了,而那个可怜虫每星期五还要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说,“看样子你已经甘愿忍受了。”她接着喝粥。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丈夫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现在你还是赶紧喝粥吧!”

“这粥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夜半处女”。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