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两点三十五分,伊什梅尔·钱伯斯将他买的那听煤油、取暖器灯芯和两袋日用品放进德索图的车厢。汤姆·托格森派来的高中生已经给车胎装上了防滑链条,伊什梅尔弯着腰检查了一下它们装得牢不牢。他刮掉车窗上的冰块,打开了防冻器,然后才慢慢地开进雪地里。他知道其中诀窍,切忌刹车,开慢点稳点,上坡时靠油门,下坡时获得动力。在第一山的时候,他听见防滑链条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将车开下山,挂一挡,身体前倾。他一直没停车,一路开到了主干道,然后又立即左转,上了中央谷路。车子有一点点打滑,但是他已经不那么担心了。雪花已经被其他车子的轮胎压实了。这条路是可以走的,只要耐心一点儿,小心一点儿就可以。他的主要担心不是雪,而是其他比较粗心的司机。他得看着他的后视镜,有人超车的时候,他就尽可能地让到一边。

伊什梅尔选择从伦德格伦路出友睦港,因为那一路是平稳的上坡路,没有高低起伏,相对米尔伦路和皮尔索路来说更安全,而且电力公司门口的通知上被倒下的树堵塞的道路名单中也没有提到它。但是在乔治·弗里曼家附近,他还是看到一棵道格拉斯冷杉倒在地上,树根翘得有十二英尺高,就在乔治的邮箱旁边。树冠的部分压坏了乔治家用香杉树枝做的一段篱笆。乔治谢顶的脑袋上扣着一顶羊毛帽子,正拿着锯子在那里忙活呢。

伊什梅尔沿着伦德格伦路艰难前进,然后转到了斯卡特-斯普林斯路。在第一个拐弯处,一辆哈德森车鼻子探进了水沟里；在第二个拐弯处，一辆帕卡德-克利伯小轿车翻了个底朝天,躺在路边的荆棘丛中。伊什梅尔停下来,将相机三脚架放在路缘,拍了几张它的照片。帕卡德后面是笔直的桤树和枫树,在漫天的雪花和雪天冷峻灰暗的天光里显得那么清晰而突兀；可怜的小轿车孤立无援地躺在那里,轮胎上积了一层松软的白雪,车厢的一部分隐没在冰雪覆盖的灌木丛中,因此只能看见半截车窗——这就是暴风雪中的风景,如果这是风景的话,伊什梅尔带着几分悲悯拍了下来。对他而言,它包含了暴风雪的意义:在暴风雪的世界里,一辆帕卡德-克利伯失去了其意义,不管它原来是做什么的,现在它就这样被弃置在这里；像沉到海底的船一样不再拥有实用价值。

伊什梅尔很高兴看到驾驶室的窗玻璃被摇了下来,车里没有人。他认得这车是查理·托瓦尔的——查理住在新瑞典路上,以做船上用的隔离壁、甲板和泊船浮标谋生。他拥有大量的跳水设备、一艘上面画着鹤的艇,还有——如果伊什梅尔没记错的话——这辆生锈的棕色帕卡德。如果他的车翻得底朝天的照片刊登在《评论报》上的话,他或许会觉得难堪。伊什梅尔决定在刊登这张照片前先和他谈谈。

斯卡特-斯普林斯道第三个拐弯处是个急转弯,公路盘旋着钻出香杉树林,到了中央谷地形多变的地段——伊什梅尔看见三个男人忙着弄一辆被雪困在路中间的普利茅斯:一个在它的保险杠上跳上跳下,一个蹲在地上看它飞转的轮胎,一个敞着车门坐在方向盘后面踩油门。伊什梅尔没有停,开着车从他们旁边绕过,然后转上了中央谷路,地有点儿打滑——他有点高兴,心里也有点激动。从刚才离开第一山,一种对于这样开车以及其中危险的奇怪热情就在他心里滋长着。

这辆德索图,他知道,在雪天驾驶并不可靠。伊什梅尔在它的方向盘上装了一个樱桃木的把手,让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人开起来不至于太难。其他的,他并未做任何修改,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这辆德索图,准确地说,到这个岛上已经十多年了,是伊什梅尔的父亲十五年前购买的,四挡半自动,准双曲面后轮驱动,方向盘式变速。它是一九三九年在贝灵厄姆的一个市场,亚瑟用他的福特外加五百美元换购来的。这是一辆毫不张扬的汽车,四平八稳、体格巨大,有点儿像道奇,它的前身很长,看上去几乎有点失衡,散热器的护栅在保险杠的下面。伊什梅尔一直用着它,一方面纯粹是因为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开着它会让他想起父亲。坐在方向盘后面,他能感觉到父亲留在驾驶座上的坐痕。

中央谷的草莓地躺在九英寸厚的积雪下,在飞雪中显得像梦里的景致一样朦胧、无边无际。在斯卡特-斯普林斯道上,树木如穹盖笼罩,天空只剩下狭窄的一条,像模糊、单调乏味的彩带悬在头顶,但在这里,它却豁然变得开阔了,混沌、酷烈。透过挡风玻璃,伊什梅尔看见无边无际的雪花落下,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长长的切线,天空阴沉低垂。风将雪花吹向牲口棚和人们的家,伊什梅尔透过侧面车窗上的橡胶条听到它在呼啸,那橡胶条很多年前就已经松动了: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松了,也算得上是这辆车的一个特点了,这也是他不愿意和它分手的原因之一。

他经过奥莱·乔金森的房子,木柴燃烧产生的白烟从烟囱里冒出,随风飘散——奥莱显然在取暖。积雪模糊了田地之间的界线,宫本天道直以来所珍视的那七英亩地和周围的土地也无法分辨了。人类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在暴雪面前失去了效力。世界成了一个整体。一个人为了其中一小块而杀害另一个人的想法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伊什梅尔知道。毕竟,他是参加过战争的。

在中央谷路和南海滩道的交界处,伊什梅尔看见,在他前面的那个拐弯处,一辆车在绕过一小片白雪皑皑的香杉树林时拋锚了。伊什梅尔认得那是富士子和今田久雄的威利斯旅行车。事实上,久雄正拿着锹在它右边的后轮那儿忙活着,那个后轮已经陷进了路边的排水沟。

今田久雄的体格本来已经够小了,这时候缩在冬衣里,就更显得小了。他的帽子拉得低低的,围巾裹到下巴处,只剩下嘴巴、鼻子和眼睛露在外面。伊什梅尔知道他不会找人帮忙的,一方面是因为圣佩佐岛的人从来不会帮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性格。伊什梅尔决定在戈登·奥斯托姆的邮箱边停车,走五十英尺的路去南海滩道,说服今田久雄接受他的帮助,让他载他们一程。

伊什梅尔认识久雄很久了。他八岁的时候,就见到这个日本男人吃力地走在一匹背部受过伤、用来耕地的白马后面；见过他腰带里别着弯刀去砍藤槭。收拾他们新买的房子时,他一家人就住在两个帆布帐篷里。他们从附近的小溪提水,靠孩子们生起的火堆取暖——女孩们都穿着胶鞋,初枝也是——她经常拉来树枝,抱来一摞摞的灌木丛。久雄瘦瘦的,坚毅,做事有方法,从来都有条不紊。

他穿着一件肩部用皮带扎着的T恤,加上腰带上的那柄锋利弯刀，常常让伊什梅尔想起自己在父亲从友睦港公共图书馆带来的那些图画书上看到的海盗。但是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在南海滩道上当他向他走去的时候,伊什梅尔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男人:不幸,在暴风雪中显得那么弱小,被寒冷冻僵,徒劳地挥动着锹,旁边的那些树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砸到他身上。

伊什梅尔也看见了别的。在车子的另一边,初枝手里握着锹,头也不抬地忙活着。她将香杉树林中积雪覆盖着的黑色泥土挖出来,一锹一锹地填到车轮下。

十五分钟后,他们三人一起向他的德索图走来。威利斯旅行车右边的轮胎被压在两个车轮下面的树枝戳破,已经瘪掉了。后面的排气管也被刮坏了。车子不可能开动了——伊什梅尔一看便知——但久雄却过了好一会儿才接受这个事实。他费力地用锹弄了弄,似乎那锹真能改变车子的命运似的。礼貌性地帮着弄了十分钟之后,伊什梅尔问他们要不要坐他的德索图。在坚持劝说了五分钟之后,久雄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打开车门,将锹放了进去,又从车里拿出一袋日用品和一加仑煤油。初枝却还自顾自地继续挖着,在车子的另一边,一言不发地往车轮底下填土。

最后,她父亲绕过去,用日语跟她说了几句话。她停了下来,走到路上,伊什梅尔看了她一眼。就在前一天上午,在岛县法院的二楼走廊上,他还对她说过话,当时她就坐在陪审员办公室外面的长凳上,背靠着一扇拱形窗。头发和现在一样盘成一个黑色的发髻固定在脑后,当时,她对他说了四次“走开”。

“你好,初枝。”伊什梅尔说道,“我可以顺路送你回家,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父亲说他接受。”初枝答道,“他说他很谢谢你的帮忙。”

她跟在父亲和伊什梅尔的身后走到那辆德索图旁边,手里依然拿着锹。等他们坐好,沿着平坦的南海滩大道轻松前行时,久雄用蹩脚的英语解释,说在审判期间他女儿和他住在一起,伊什梅尔送他们到他家就可以了。然后他又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形:有根树枝掉到他前面的路上,为了让开它,他只好踩了刹车。压到树枝的时候车子侧滑了一下,就陷进了水沟里。

伊什梅尔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偶尔礼貌地点点头,插几句诸如“哦,是,当然,我明白”之类的话。他只冒险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宫本初枝:看了足足两秒钟。但她却一直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的那个世界——似乎完全被暴风雪所吸引——乌黑的头发被雪花沾湿。两缕散落下来,贴在她被冻僵的脸上。

“我知道它给你造成麻烦了,”伊什梅尔说,“但是你不觉得雪很美吗？它落下来的样子是不是很美？”

冷杉树上挂着厚厚的一层,篱笆上和邮箱上也落了一层,前面的路上也都是,完全看不到人的踪迹。今田久雄表示赞同——“啊,是的,很美,”他温和地说——这时他女儿却迅速转过头看着前面,目光和伊什梅尔的在镜中相遇。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一如在法院二楼她丈夫的案子开庭前他试图和她说话时她投来的短暂一瞥。伊什梅尔琢磨不出她那样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惩罚、悲伤,或许还有怒火,又或许三者兼面有之。或许还有点儿失望的意味。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读不懂她脸上的表情。他心想,若非久雄在场,他会直接问她那样冷漠而严肃地看着他而一言不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怎么她了,她非得那么生气？他觉得生气的应该是他啊,但是几年过去,他的愤怒早已慢慢地流走了,干涸了,随风散了。也没有什么取代它。他没有发现什么可以取代它的位置。看到她的时候——有时候会碰见,在皮特森杂货店里或者在友睦港的大街上——他会移开目光,只不过每次都不及她迅速；他们尽可能地避免遇见彼此。他想起三年前的一天,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菲斯克五金店前面,她蹲在地上给女儿系鞋带。他看着她那样蹲下去,一心只顾着弄女儿的的鞋，他明白了,那就是她的生活。她已经结婚生子。每天晚上她都和宫本天道躺在同一张床上。他让自己忘记她。唯一留下来的是一种隐隐的期盼,一种幻想——等待初枝回到他身边。至于怎么才能让她回来,他从来没有想过,但他始终无法抛却这种感觉——他在等待,这些年月只是他以前度过的那些岁月和以后会和初枝一起度过的岁月之间的插曲。

她说话了,坐在后座上,偏着头看着窗外。“你的报纸。”她说。然后又没了声音。

“嗯,”伊什梅尔答道,“我在听着呢。”

“这个案子,天道的案子,不公平。”初枝说道,“你应该在报纸上说说这件事。”

“哪里不公平了？”伊什梅尔问道,“到底什么是公平呢？如果你能告诉我的话,我很乐意把它写出来。”

她依然看着窗外的飞雪,湿漉漉的发丝贴在她的脸上。“全都不公平。”她痛苦地告诉他,“天道没有杀人。他心里从来没想过杀人。他们还让那个上士出庭,说他是凶手——那只是偏见。你听到那个人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天道本性就爱杀人？说他有多么可怕,是天生的杀手？把这个写到你的报纸上,关于那个人的证词,你应该告诉人们那是不公平的。整个案件都是不公平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伊什梅尔答道,“但是我不是法律专家。我不知道法官是否不应采信梅布尔斯上士的证词。但我希望陪审团能做出正确的判决。或许,我可以写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关于我们多么希望司法体系能恪尽职守,给出一个公正的审判结果。”

“根本就不应该有审判,”初枝说,“整件事情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时,我也很苦恼。”伊什梅尔对她说,“但有时我想或许不公平……本身就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期待公平,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权利要求公平。或者……”

“我不是在谈整个宇宙,”初枝打断他的话,“我只是在谈人——那个治安官、公诉人、法官,还有你。你们这些办报纸的、抓人的、说服别人或者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你们可以做些什么的。人们没必要刻意对他人不公,是不是？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并不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

“是的,不是。”伊什梅尔冷冷地答道,“你说得对:人们没必要刻意对人不公。”

在今田家的邮箱边,伊什梅尔让他们下车时,他觉得自己忽然占了上风:有了一种感情上的优势。他和她说话了,她也回话了,她对他有所求。她主动求他了。他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想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那是他们共有的情绪。他坐在德索图里,看着初枝肩上扛着锹吃力地走在雪里。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脑海里,她丈夫正在像他以前一样从她生活中消失。那时是迫于当时的环境,现在也是迫于当下的形势；都是因为那些人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他和初枝都不希望战争发生——他们两个都不想被打断。但是现在她丈夫被控谋杀,他们之间的事情有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