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6 从医疗到照顾,从绝望到解脱
[美]阿图·葛文德2019年02月24日Ctrl+D 收藏本站
萨拉·莫诺波利做过充分的说明,让她的家人和肿瘤医生明白,她不想死在医院或者ICU——但是还不足以让大家了解怎样实现她的目标。从她在2月的那个星期五早晨进入急诊室的那一刻,事态发展的列车就已经朝着与宁静的结束方式相反的方向行进。但是,有一个人因此而感到了困扰,并最终决定予以阻止,这就是她的初级保健医生查克·莫里斯(Chuck Morris)。前一年,由于她的病情恶化,他把决定权基本都交给了萨拉、她的家人及肿瘤医疗组。但他仍然定期看望她和她丈夫,倾听他们的述说。在那个绝望的早晨,上救护车之前,莫里斯是里奇唯一致电的人。萨拉和里奇到医院的时候,莫里斯去急诊室见了他们。
莫里斯说肺炎可能可以治疗,但是他告诉里奇:“我担心大限到了,真担心她。”他让里奇把他的话告诉给家人。
在楼上的病房里,莫里斯向萨拉和里奇解释癌症削弱她的各种方式,从而使她的身体难以击退感染。即便抗生素阻止了感染,他也希望他们记住,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癌症。
莫里斯告诉我,萨拉的样子很可怕。“她呼吸急促,我看着很不舒服。我还记得她的主治医师,”——最初收她入院做肺炎治疗的肿瘤医生。“他对整个情况真的有点儿惊慌失措,惊慌失措就意味着我得说点儿什么。”
萨拉的父母来了以后,莫里斯也同他们做了交谈。交谈结束后,萨拉和她的家人共同达成了一个计划:医疗组继续使用抗生素。但是,如果病情恶化,不要给她上呼吸机。他们还让莫里斯致电姑息治疗团队,请他们来一趟。治疗团队给她开了一小剂吗啡,马上就缓解了她的呼吸困难。看到她的痛苦大大减轻,家人顿时不希望她受更多的罪。第二天早晨,恰恰是他们阻止了医疗组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他们想给她插管,给她采取又一个措施。”她的妈妈多恩告诉我,“我说:‘不,什么都别做了。’我不关心她是不是尿湿了床。他们想做实验室检验、量血压、指尖取血,但我对他们的检查没有兴趣。我去见护士长,让他们什么都别做了。”
前三个月我们给萨拉采取的所有措施,所有的扫描、检验、放疗、额外的几轮化疗,除了加重她的病情外,没产生任何效果。如果什么都没做,她反而可能活得长一些。不过,至少在临死之前,她摆脱了治疗。
那天,随着病情继续恶化,萨拉陷入了昏迷。里奇回忆说,第二天晚上一整夜,“她一直可怕地呻吟”。死亡无法掩饰。“我不记得那是吸气还是呼气,但是听起来非常非常非常恐怖。”
她的父亲和姐姐仍然觉得她可能还会恢复元气。但是,其他人离开房间后,里奇跪在萨拉旁边,哭着对她耳语道:“可以放手的,你不用再战斗了,我很快就会同你再见的。”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她的呼吸变慢了。里奇说:“萨拉好像只是吓了一跳。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就悄无声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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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和死亡是一定的,我们必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