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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城镇化的关键是创造就业

宋鸿兵2018年02月18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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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首次突破了50%的大关,达到51.3%,这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的常住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在这里,城镇常住人口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人口也统计在内。如果扣除了农业户籍的1.8亿农民工,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约35%。

很多人乐观地估计,中国每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启动5万多亿的内需。如果未来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则可以启动50万亿内需,这相当于再造一个目前规模的GDP。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就只需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然后把农民迁到城里去住,GDP增长就有了,城市化率也高了,经济繁荣就自动实现了。这种思路与罗马帝国的都市化运动都犯了同样的毛病,城市化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人造的城市化是人们居住在城里,很多人将会变成城市的负担;而经济繁荣的城市化是大家都有工作,人人都是城市的贡献者。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提供上亿个就业机会,而且应该是带有社保和医保的全职就业岗位。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也就不存在内需扩大的可能。现在已经生活在城市的1.8亿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基本都是短期和临时性就业,如果折算成全职工作岗位,而且要带福利,有医保和社保,与城市居民保障大致相当,恐怕工作岗位的数量只能打对折,即城市在过去的30多年里总共为农民创造了9000万个城镇全职就业机会,平均每年约300万,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对农业人口进行城镇化的大致规模。

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的目标是55%,那么在2020年之前的6年中,城市经济必须创造出1.5亿个全职岗位,才能将过去和未来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就业人口,平均下来每年需新增2600万个全职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而2012年城镇人口中有多达25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就占了一半,这意味着城市化率的目标将导致5个城市和农村的年青人去拼抢1个就业机会!

在中国就业的版图上,1100万个中小企业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它们平均雇佣人数才13人,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性企业也活不过7年~8年。2013年以来,破产、停业的中小企业的比例逐月上升,已逼近15%。中小企业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金融、税收和政策扶持,反而不断沦为大型企业转嫁风险的垃圾桶。大企业支付的账期越拖越长,承兑汇票比重越来越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了企业资产的一半以上,远高于国际上20%的平均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中小企业的创业成功率降到了1/40,远低于美国的1/7。

2020年城市化率能否达到55%,这并非是由政府所决定,也不该由政府来决定,而是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1100万个中小企业所决定。制约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不是城镇的办公楼和商品房不够多,而是能够负担房租和经营成本的中小企业生存日益艰难。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化,无异于城市的贫民化和流民化。

城镇化的进度应以创造就业为前提,以稳定的工作机会逐步吸纳农业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持续30年甚至更长,才能使中国的城市化率真正达到50%的水平。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绝不是能够一步到位的,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恐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上,还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突变。在城市经济面向国际市场的领域,也许会遭遇到严重的逆流,城市就业机会甚至将大幅萎缩,1.8亿农民工有可能面临回流农村的局面。

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30年高速发展的经济,60年缺少金融危机的体验,让所有人都以为经济增长只是简单的线性增长,只是7%和10%之间的差别,因此完全没有对冲风险的意识。在政策上,没有预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应对乐观判断和严酷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如果将来有一天,1.8亿农民工之中有8000万被迫返乡,农村怎样适应,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如果春节期间北京空旷的道路、稀少的行人、冷清的商业令人印象深刻的话,经济萧条的景象也正是如此。人们没有经历过萧条,也不相信会有萧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萧条不存在,或者不会突然降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人留下的智慧,却被今人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