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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 2

[法]阿尔贝·加缪2020年05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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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仅相隔五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一开始默尔索还不以为然,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跌宕起伏,交织着极痛深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释。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父所谓的“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迫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的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历尽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了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现实世界做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两个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不相信上帝,不抬头仰望上帝沉默的天空,而是竭尽全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嗯!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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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

里厄:明天,您必须到医院打预防针。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最后再确定一下,要知道,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这种估计毫无意义,大夫,这一点您跟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波斯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性命,唯独一人得以幸免,恰恰是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

里厄: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涉及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调,始终保持这种道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是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

面临大灾大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父,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神父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争。二人达到了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内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区,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预审法官奥通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宽泛,出自塔鲁之口,必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的工作,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就同社会做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争取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地同鼠疫做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做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对,里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这一点您会清楚地看到),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的“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且不说在那丧失价值判断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谁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泛滥多年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说空话和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可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病菌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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